我18岁那年 [十八岁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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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那年 [十八岁那一年]

亲爱的安德烈:

你在电话上听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刚刚赛完足球才进门,晚上要和朋友去村子里的酒吧聊天,明天要考驾照,秋天会去意大利,暑假来亚洲学中文,你已经开始浏览大学的入学数据……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你说, “MM,你十八岁的时候知道什么?”

十八岁的我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

我住在一个海边的渔村里,渔村只有一条窄窄马路;上班上课的时候,客运巴士、摩托车、脚踏车、卖菜的手推车横七竖八地把马路塞得水泄不通。之后就安静下来。老黄狗睡在路中间,巷子里的母猪也挨挨挤挤带着一队小猪出来遛达。海风吹得椰子树的阔叶刷刷作响。海水的盐分掺杂在土里,所以,椰子树的树干底部裹着一层白盐。

我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二十三岁时到了洛杉矶,在驶出机场的大道上,我发现,对面来车那一列全是明晃晃的白灯,而自己这条线道上看出去,全是车的尾灯,一溜红灯。怎么会这样整齐?我大大地吃惊。二十三岁的我,还习惯人车杂踏、鸡鸭争道的马路概念。

我不知道什么叫下水道。台风往往在黑夜来袭,海啸同时发作,海水像一锅突然打翻了的汤,滚滚向村落卷来。天亮时,一片汪洋,锅碗瓢盆、竹凳竹床漂浮到大庙前,鱼塘里养着的鱼虾也游上了大街。过几天水退了,人们撩起裤脚清理门前的阴沟。自沟里挖出油黑黏腻的烂泥,烂泥里拌着死鸡死狗死鱼的尸体。 我没有进过音乐厅或美术馆。唯一与“艺术”有关的经验就是庙前酬神的歌仔戏。老人坐在凳子上扇扇子,小孩在庙埕上追打,中年的渔民成群地蹲在地上抽烟,音乐被劣质的扩音器无限放大。

游泳池?没有。你说,我们有了大海,何必要游泳池。可是,安德烈,大海不是拿来游泳的;台湾的海岸线是军事防线,不是玩耍的地方。再说,沙滩上是一座又一座的垃圾山。渔村没有垃圾处理场,人们把垃圾堆到空旷的海滩上去。风刮起来了,“噗”一下,一张肮脏的塑料袋贴到你脸上来。 我不知道什么叫环境污染,不知道什么叫生态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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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的时间那样长,从清晨六点出门候车到晚上七八点天黑回家,礼拜六都要上课,我们永远穿着白衣黑裙,留着齐耳的直发。我不知道什么叫时尚、化妆、发型。因此也不知道什么叫消费。是的,我没有逛过百货公司。村子里只有渔民开的小店,玻璃柜里塞得满满的:小孩的袜子、学生的书包、老婆婆的内裤、女人的奶罩和男人的汗衫。还附带卖斗笠塑料雨鞋和指甲刀。 我的十八岁,安德烈,是一九六九、一九七○年的台湾。

你或许惊讶,说, MM,那一年,阿波罗都上了月球了,你怎么可能这样完整地什么都“不知道”?

不要忘记一个东西,叫城乡差距。愈是贫穷落后的国家,城乡差距愈大。我的经验是一个南部乡下渔村的经验,和当时的台北是很不一样的。更何况,当时的台北也是一个闭塞的小城啊。全台湾的人口一千四百万,“国民”平均所得只有二百五十八美元。台湾,还属于所谓“第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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