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诵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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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诵记

作者:北岛

来源:《上海采风月刊》2017年第01

诗歌的革命读法

在小学我是靠说相声出名的,后来改行朗诵,背的是高士其的诗《时间之歌》。只记得操场尘土飞扬,前有全校学生,后有老师督阵。我站在砖台上,扯起嗓子:时间啊——时间刷地过去了。

上山下乡时,我当上建筑工人。工地上干活,忍不住来一嗓子。晚上,我们几个同好爬到楼顶,对着星空和高音喇叭,唱的是毛主席诗词,背的是贺敬之的《雷锋之歌》:人应该这样走,路应该这样行!老师傅认为我们有病:这帮小子,八成找不着老婆,看给急的。 1970年春,我和一凡、康成去颐和园后湖划船。康成站在船头背诗: 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 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 如果命运真是这样的话 我情愿为野生的荆棘放声高歌

这是郭路生的诗。我被其中的迷惘打动了。9年后,我见到郭路生,都说他疯了,一点儿看不出来。大概唯一的根据是,他往返于家与精神病院之间。朋友在一起,他会突然冒出一句:我能不能给大家念首诗?没人反对,他起身,拉拉褪色的制服,请提意见。他用舌头把活动假牙安顿到位,清清嗓子。念完一首,他谦逊地笑笑,能不能再念一首?声音虽抑扬顿挫,但相当克制,和我们当年的革命读法不同。

所谓革命读法,就是把杀鸡宰羊的声音与触电的感觉混在一起。那时代的标准发音,赶上这会儿,准以为神经有毛病。看来郭路生挺正常,是我们和时代疯了。

197948日,《今天》编辑部举办朗诵会,在玉渊潭公园。我们事先向公安局申请,没答复,就算是默许了。我和芒克、老鄂去勘测地形。林中空地有个土坡,正是舞台。黄锐把床单画成抽象幕布,绷在两树之间。老鄂忙着接蓄电池、放大器和喇叭,像土法爆破。那天大风。听众比预计的少,有四五百人。若从空中看,有三圈不同的颜色:以听众为中心,灰蓝土绿;然后外国人,花里胡哨;最外圈是警察,刷白。陈凯歌参加朗诵,他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那天他念的是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和我的《回答》,用革命读法。而雕塑家王克平正好相反,他念芒克的《十月的献诗》,平平淡淡,好像自言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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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诗歌节的疯狂

1986年深秋,《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我领教了四川人的疯狂。诗歌节还没开始,两千张票一抢而光。开幕那天,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没票的照样破窗而入,秩序大乱。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在诗人身上,生疼。我和顾城夫妇躲进更衣室,关灯,缩在桌子下。脚步咚咚,人们冲来涌去。有人推门问,顾城北岛他们呢?我们一指,从后门溜了

写政治讽刺诗的叶文福,受到民族英雄式的欢迎。他用革命读法吼叫时,有人高呼:文福万岁!我琢磨,他若一声召唤,听众绝对会跟他上街,冲锋陷阵。回到旅馆,几个姑娘围着他团团转,捶背按摩。可惜我没这个福分,只有个小伙子缠着我。他是大连人,辞掉工作流浪,目光中有着道路纠葛在一起的狂乱。他跟了我好几天,倾诉内心痛苦。我说我理解,但能不能让我一个人歇会儿?他二话没说,拔出小刀,戳得手心溅血,转身就走。

那是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的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满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误会再也不会有了。

1985年夏天,我头一回出国。规模最大的荷兰鹿特丹诗歌节,像某个异教的小小分支,不过绝无我在成都所见的狂热。听众手脚干净,没人带刀枪,挟诗人以自重。他们花钱买份节目单或诗集,安分守己,必要时鼓鼓掌。对诗人,则像测谎一样,先要试音,别想吓着观众,也别想占领舞台,朗诵时间受到严格限制。我估摸必要时干脆关上喇叭,让有歇斯底里倾向的诗人变成哑巴。总之,其运作有着资本主义的精确性。

诗人多跟社会过不去,又无生存能力,免不了待业受穷有神经病嫌疑,被划人另类。不管怎么着,朗诵给诗人提供了证明自己不聋不哑、免费旅行和被世界认知的机会。 国外诗歌节奇遇

其实这类活动也随民族性格而异。巴塞罗那诗歌节就开得不拘小节,热热闹闹,像个狂欢节,似乎主要是为了颂扬时光美酒爱情。对西班牙人来说,享受生活第一。晚上十一点活动结束,正赶上当地人的晚饭时间。诗人们来了精神,挺胸叠肚,浩浩荡荡开到港口。侍者如云,杯光烛影,有吉卜赛人跳舞唱歌。几杯酒下肚,在现实世界做诗人的晦气一扫而光。 朗诵有时也得冒点儿风险。1993年春天,我参加英国文化委员会组织的文学之旅,来到贝尔法斯特。那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城市。北爱尔兰共和军(IRA)在爆炸前十分钟通知当局,以免误伤自己人。我们下榻的欧洲旅馆,进门一律搜查,客人也不例外(一年后,我从电视看到它被炸成废墟)。女主人带我们步行去饭馆。路上,她看看表说,再过几分钟,有颗炸弹在附近爆炸。我刚要卧倒,见女主人谈笑风生,只好紧紧鞋带跟上。我和翻译汪涛路过电影院,那天上演《爱国者游戏》,里面总共四五人。一开场,我俩全傻眼了,竟是一部反爱尔兰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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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片子。在人家大本营,放这玩意儿,岂不找死?我们本能地向下出溜,像钻进战壕,只露眼睛,以防银幕内外的炸弹爆炸。那是我有生以来看过的最惊险的电影。

朗诵会在一个小剧场,周围有手持机关枪的大兵巡逻。听众以年轻人为主,成份复杂,想必各种政治倾向的人都有。朗诵开始了,他们专心致志,似乎忘掉了身边的战争。我声音有些异样,但绝不仅仅是恐惧。在这样的地方,诗歌才是重要的。

比这更危险的是另一种情况。1992年夏天,我和安娜去参加哥本哈根诗歌节。那天大雨,我们赶到郊区,在泥泞中跋涉,终于找到那个大帐篷。这哪是什么诗歌节?在震耳欲聋的摇滚乐间歇,可怜的诗人一个个蹿上台,耍猴般,姿势困难,模样绝望,被喧嚣所湮没。再细看,听众们喝啤酒,抽大麻,东倒西歪。我突然想起马雅可夫斯基的那句名言:给大众审美趣味的一记耳光

诗人的第六感官灵敏,能否和听众交流,他最清楚。他的心像停车场,知道有多少辆进来,停在什么位置,哪儿撞伤了,是否漏油。有时一片空荡,车全绕着弯走。某些语言天生就是为了朗诵的。俄国诗人个个有如歌唱,即使不解其意,你也会被那声音的魔力所慑服。要说我们也有吟诗唱词的传统,可惜早已中断,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能想象照此传统吟唱新诗呢?那山野间的呼啸,不但吓走听众,还会招来警察或城里的豺狼虎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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