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曲折探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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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曲折探索（上） 一、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的成就 1、经济上的成就 1949年，国民党集团逃离大陆时，丢给共产党的完全是一个烂摊子，大陆多年积累的财富能带的基本上都被带走了，比如说外汇储备、黄金白银，包括一些重要的文物。所以说今天台北故宫的文物，虽然数量上远远赶不上北京的故宫，但是档次往往都是很高的，都是国宝级的。 当年在大陆，几乎没有一条铁路是完全通车的，公路很多也中断了。一些重要的企业，比如说鞍山钢铁公司，炉子也不冒烟了。当年有些人就等着看共产党的笑话，说你共产党打仗很厉害，可以打100分，搞政治斗争、统一战线也很厉害，起码也打个80分，但是搞经济不行！可能就是零分。 这种估量，应该说严重低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内各式各样的优秀人才有很多，比如说周恩来、陈云，绝对是经济的行家里手。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共产党能够动员各个方面的人，共同进行恢复性建设。特别是把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空前的调动起来，比如建国初对农民阶级进行了土改，让三亿多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分得了七亿多亩的土地，农民的积极性空前的膨胀。再比如工人阶级，我们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了国营经济，广大的工人阶级感觉到自己成为了真正的主人翁，是在为自己工作，为国家工作，他们的积极性也焕发出来了。还比如民族资产阶级、民族工商业工作者，那个时候我们帮助他们恢复发展生产，国家提供原料和流动资金，收购他们的产品，产供销全部都得到了保障。后来有人讲，这是民族资本家的黄金时期。 这些人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经济恢复就会非常快。到1952年底，新中国的经济就恢复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的水平，这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2、外交上的成就 外交方面的成就，就是荡涤了帝国主义的污泥浊水。1840年以来，中国遭受了很多的屈辱，伴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战争，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我们的土地被割让出去，我们赔了人家很多钱，关系到国家民族权益的很多东西都丧失了。但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切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 我们回过头去看，当年通过一些不平等条约被非法夺取的一些权益，可以说只有两样基本上没回来。一样是被割让出去的土地，我们只收回了香港、澳门，还有更多的土地无法收回，比如说仅俄罗斯就割占了我们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另一样是赔出去的钱，我们赔给日本人的最多，也没法儿要回来了。 但是除了这两样东西，可以说其他失去的东西，那个时候基本上都回来了。比如说过去帝国主义国家，可以在我们的土地上驻军，就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东郊民巷，当年就有一些国家的兵营。1949年之后，这不可能了。还比如我们的海关，很长时间是被外国人控制的，1949年之后，回到了中国人的手中。再比如外国人过去所谓的领事裁判权，他们如果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了罪，中国政府没有办法处理，要让他们自己使馆的人来处理。等等的这些东西在1949年之后都根本上改变了。 还有我们对中苏之间遗留的问题，解决得也很好。新中国成立之后，中苏之间遗留着这样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国民党时期同苏联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国民党政府为了取得苏联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的承诺，把中国东北的一些权益给了苏联，比如说苏联人可以在旅顺口驻军，可以控制中国东北的铁路。这个条约是严重侵犯中国权益的。 国民党政权败亡的时候这个条约还在，这就给共产党出了个难题。如果承认这个条约，那么在老百姓看来，共产党的爱国至少打了折扣了；如果想改变，又谈何容易，因为斯大林不愿意改变，不愿意放弃已经到手的利益。但是毛泽东决心改变，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刚成立，12月份毛泽东就率团访苏了，名义上是要为斯大林祝寿，其实就是想解决这样的遗留问题，使中苏之间建立一个正常的、友好的关系。祝寿活动完了之后，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想改变这个条约，斯大林一口拒绝了，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如果这个改变了就会造成连锁反应，比如说他占领的日本的北方四岛是不是要还给人家呢？他当然不愿意还，一直到现在也没还。 毛泽东被晾到一边去了，但是毛泽东不解决这个问题坚决不走，经过艰苦的谈判，最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中苏之间重新订立了一个平等的条约，苏联政府承诺，最迟于1952年底把中国的某些权益还给中国。这一条后来兑现了，但兑现的时间晚了一些，1954年底完成的，晚了两年。但这不是因为苏联人赖着不走，而是因为朝鲜战争期间，我们感觉苏联在中国领土上一定程度的军事存在对美国有威慑作用，我们没着急让它走。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1954年这个问题彻底地得到了解决。 建国初期，新中国政府所做的外交上的各种努力，捍卫了国家和民族的权益，这些努力及其成效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很多同志似乎很熟悉，因为大家经常说，但过去很多同志说得不很准确，不准确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毛泽东讲这个话的时间、地点。有人一直认为是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讲的，其实不然。这是1949年9月21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委员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当中讲的。 第二个是它的内容。有些同志讲的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毛泽东讲的是“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差一个字，就是有没有人民的“民”字，这一个字的差别，含义有什么不同？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指的是当年中国人中的大部分人，除去这部分人之外，中国人当中还有人民的敌人，还有国民党反动派。而毛泽东用的概念是中国人，那毫无疑问是既包含中国人民又包含人民的敌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它是讲整个中华民族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真正站立起来了。仔细地体味一下，毛泽东的这个说法更准确，他的意思是由于新中国的成立，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就此终结。 3、国防上的成就 国防上的成就，就是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建国之初我们努力做军事上、外交上各个方面的准备，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但是没想到，1950年的6月，我们的近邻，朝鲜半岛发生了一场战争，开始北方打得很顺，很快把南方的部队包围在釜山一带，但是后来因为美国干预，战局发生了极大的逆转。美国操作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所谓谴责朝鲜侵略的决议，而且决定成立所谓的联合国武力干预。美国率领所谓的联合国军队在仁川登陆，对北方的部队进行了反包围，切断了北方的后方补给线，战局急转直下，他们很快占领了平壤，很快又把战火烧到了中朝边界。这就给中国共产党，给中国政府出了个难题，我们管不管？金日成希望我们管，希望我们出兵援助，但是我们能不能出兵，敢不敢出兵？ 如果出兵，明摆着要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抗衡，美国军队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包括原子弹，我们打得赢打不赢？有没有可能不光打不赢，而且引火烧身，把战争因到中国来？但是如果不出兵，美国的势力到了我们的家门口，威胁着东北工业基地的安全，当时我国的重工业基础几乎全在东北。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和平建设？美国有没有可能随时找借口侵犯我们？ 中央政治局开了很长时间的会议，最终下决心出兵抗美援朝。中央领导人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打不赢，就全当作解放战斗晚胜利了几年。结果我们打赢了，美国人没有估计到我们敢出兵，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入朝作战，几场战役就扭转了战局，很快把战线重新推进到南北方的分界线，北纬38度线的附近，甚至一度推进到37度线。此后围绕三八线打打谈谈、谈谈打打，1953 年朝鲜战争结束，还是以三八线划界。可以说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目的达到了，这场战争我们打赢了。 当然我们也付出了代价，经济上我们大量的开支用到了战争当中，在人力上志愿军伤亡36万人，代价是不小的。但是从长远看，这场战征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局势。在此之前，中国人为西方人所瞧不起，中国人是所谓的东亚病夫，但是这场战争使很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人，特别是美国人刮目相看，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这一批中国人，跟国民党那一批人不是一回事儿，认识到新中国与旧中国也不是一回事儿。 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在三次局部战争当中吃了大亏，一次朝鲜战争，一次越南战争，一次伊拉克战争，其中有两次跟中国人有关系。他实实在在地领教了新中国的力量。所以前些年陈水扁这些台独分子闹得最凶的时候，美国当局不得不改变它长期的模糊战略，公开声称如果台湾当局单方面挑起事端，它不会无条件地介入的。它很清楚，如果不得不在台湾海峡和我们发生一场战争的话，对它来讲意味着什么？ 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其影响是深远的，是巨大的。我特别欣赏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将军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总结报告当中的一段话，他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表明过去的100多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只要在中国的海岸上架几尊大炮，就能控制这个国家的历史一去不复返。”我觉得这个话讲得非常精彩，讲得非常准确。 二、社会主义改造 接下来，我要讲一讲社会主义改造，讲一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我刚才讲了，建国头七年，我们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个过渡就是通过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的。按照当年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只有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全部变成为公有的时候，我们才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我们要对当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施行三个方面的改进。 1、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 第一个方面，是对个体农业的改造，要把个体农民变成集体经济的农民。第二个方面，是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要把个体的手工业转成集体的手工业。第三个方面，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要把私人所有制变成公有制。这样的改造，从1953年有计划开始到1956年年底基本完成。 三大改造，我们基本上用了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改造。那就是把他们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走合作化的道路，具体用了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互助合作。这个是简单的互助合作，是初期的。把农户组织起来，生产资料还是归各家所有。大家只是进行简单的劳动互助，比如说农忙时节、秋种，先给你家种，然后再给我家种。这种合作对彼此都是有好处的，大家自觉自愿。 第二步，是在这个基础上，成立初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家把重要的生产资料，比如说耕牛、大车拿来一起用。大家除了根据劳动分配自己的劳动成果之外，还根据自己投入的生产资料分红，这也是互利互惠的，大家也都是愿意的。 第三步，再在这个基础上，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到了这一步，有人不那么情愿了，因为建国初期经过土地改革分得的土地要交出去。尽管不是交给别人是交给集体，人人都有份儿，但是毕竟所有权不如抓在自己手里头的感受那么真切，但是大势所趋，这一步也是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跟对个体农业的改造，基本上差不多。 第二种方式，是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这也是经历了从低到高的三个步骤。 第一步，加工定扩。这主要是初期，抗美援朝时期。这种方式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来说，是没有人不欢迎的，因为产供销都得到了保障。 第二步，政府在这个基础上，与其合资、合营。在私营企业里加入政府的股份，私人工商业者更加欢迎了。因为如果私营企业里得到了政府的投资，有政府的股份，政府怎么会眼看着企业就垮掉呢？肯定不会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就提出来了，说人民政府不能光吃苹果不要葡萄，不光要和大中企业合资、合营，还要同中小企业合营。政府很痛快，决定同全行业都合营。 第三步，再在这个基础上，企业由政府经营管理，资方人士按股份领定息。不管政府经营的怎么样，哪怕是亏了，甚至是垮了，政府都按照资方人士的股份，固定的每年付其5%的利息，叫定息。到了这一步，很多的私人企业家不愿意了，因为明摆着，他们祖上几代积累下来的产业要交出去了，自己只能拿这个定息。 所以，北京就发生了这样的一幕。白天，一些人在天安门广场敲锣打鼓送喜报，告诉毛泽东他们高兴马上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这好像是欢欣鼓舞，但是晚上回家之后，一家老小抱头痛哭。我想他们的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大背景之下，也只能如此了。 在1956年年底，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基本完成了。从1956年开始，私人工商业者就拿每年5%的定息，拿了11年。本来我们准备是多给一年的，但是私方人士不要了，这个“不要”好像是自愿的。但是我们要想到当年的背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定息毫无疑问被认为是剥削收入，这些人不敢要了，放弃了。所以给的时间并不长，给的钱也不多。毛泽东后来算账说非常的便宜，我们不光买下了那么多的生产资料，而且买下了整个资产阶级。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可以说走出了一条过去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没走通的路。过去有人设想过，如果能够实现收买，那对无产阶级来说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但是苏东的很多国家都没有实现，最终都是靠暴力来解决冲突的，结果造成了社会震荡，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说是很成功的。 2、当年的改造和今天的改革的关系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是很高的。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这些年来，有人对社会主义改造评价不高了。甚至有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当初的改造是消灭非公有制，而今天改革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发展非公有制。非公有制的规模已经很大了，远比当年要大，今天的改革是不是就否定了当年的改造？如果不是，怎么解释？对农业、农村的土地制度，甚至有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后，一夜回到了解放前，也认为后来的做法否定了当年的改造。 我对这样的说法是不赞同的。当年的改造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主体地位，这个目的实现了。但是改造之前，国营经济没有这样的地位。而今天我们改革，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难道是为了否定国营经济的主体地位吗？显然不是，我们是在保障、确认、甚至扩大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主体地位。在这个优势之下，允许各种所有制成分发展，特别是在一般性竞争体系中，我们认识到国营经济没有必要把小饭馆、理发馆等等都抓到手中。所以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抓大放小，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只掌握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最重要的行业就可以了，其他的东西完全可以放开，放开对国家有好处，对老百姓也有好处。所以说改革，是对社会主义改造当年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而不是否定。 我们再看看农村，是回到的解放前了吗？不是的，没有回到农业合作化之前，更不要说解放前了。虽然土地制度是私有的，但是今天农村的土地制度是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型的，我们强调这样的制度要长久不变，为什么不变？不变当然就有不变的道理，不变就说明我们当年改造建立起来这样的制度是正确的，我们要坚持。 2008年下半年，我曾经在中央党校听过温家宝总理讲到相关的问题，那个时候正是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影响比较大的时候，珠三角地区很多的企业关张了，很多的农民工失去了在城里的工作，回老家了。温总理讲到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的土地制度，他认为承包地对农民来说是最实在的一个事儿，他告诫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稳定这套制度。但是如果农民没有这样的一块承包地，那么在城里失业之后，他回了老家干什么去？他的基本生活就有问题了，社会稳定也就会有问题，我国就会发生有些国家的贫民窟现象，像印度、南非、巴西等等。不少的国家城市里有着另人非常可怕的贫民窟，我就曾经在有的城市见过。中国，尽管在城里，这些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和流动人口，他们的状况比起有城镇户口的居民还是要差一些，但是我想比有的国家的贫民窟那要好得多，原因就在于我们这样的土地制度。所以我想，现实和历史，表面上看似乎有一些矛盾，但是仔细想一想，现实并没有否定历史。我们当年这样做，做得是成功的，做得是好的，今天还依然要坚持当年建立的基本制度。 这是第一个大问题。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整体来讲，建国以来的头七年，我们走得是比较顺，比较好的。 三、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 第二个大问题，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 这个问题的时间跨度比较大，要从1956年讲到1976年，文革结束，毛泽东去世。在这2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历史主题就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当然这个探索很曲折，我们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也发生了严重的失误。 1、探索开始的背景和原因 现在学术界对探索开始的标准没有争论了，大家都认为是在1956年4月，这是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里面讲的。在这篇讲话当中，毛泽东讲得很明确，最近苏联暴露了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问题，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吗？这话很清楚，毛泽东不想再走苏联的路了，想走一条中国自己的路。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毛泽东能提出探索自己的路呢？在此之前，新中国成立后将近7年的时间里，为什么没提呢？我认为不是偶然的，是有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或者说背景，那就是苏共二十大，这次会议中打破了对苏联模式的迷信。 我先说一说，迷信的原因。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能打败德国法西斯，能跟美国抗衡的强大工业国，不得不承认它的成功。而且苏联的社会主义在基本的方面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是一致的。由于这样的一些原因，在很长的时间内，在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中，存在着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迷信也就不奇怪了。似乎社会主义只有这样的一种正确的选择，跟这个不一样，就是离经叛道，就不是社会主义了。这个迷信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讲，对毛泽东来讲，也不例外，他们也受到了这个迷信压力的影响。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影响。 第一个是建国以后长时间不提“毛泽东思想”的例子。1945年党的七大就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指导思想，但是革命成功之后，反倒长时间不提了。现在看到的时间大致上是从1949年—1958年，特别是1956年9月党的八大的文件，我们今天去翻遍了，都找不出“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一个提法。过去，在文革当中做出了这样的解释，说是刘少奇反对提。因为八大的报告是他代表中央做的，他主持起草的，这个解释完全没道理。完全是在文革特别的背景下对刘少奇的诬陷，文革之后对刘少奇平反以后，就不这么说了，后来换了一种新的说法说是毛泽东本人不让提，为什么不让提了？是他谦虚谨慎？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确实是他本人不让提的。这个时候，他本人也远比后来谦虚谨慎的多。 但是真正的原因，不在于这个谦虚谨慎的问题。而在于毛泽东感受到了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他是怎么感受到的呢？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有些重要文件，曾经被苏联人翻译、发表或者是出口，当这些东西从中文变成俄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有“毛泽东思想”的地方没有了，被他们删掉了。这种事发生了几次，毛泽东非常敏感，马上意识到，斯大林不能容忍在中国还有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思想，很多的观点跟他们理解的马列主义不相同的这么一个思想领域的问题。 就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提出“毛泽东思想”不要再提了，实在需要提的地方换个说法，就说毛泽东同志的主要理解。中宣部曾经在党内专门发了个文件，但这个文件不便于把毛泽东的这种担心顾虑直白地表达出来。我们后人看这个文件，只是留下这样一种印象，毛泽东谦虚谨慎，不同意把自己的名字同马克思并列。就这样不提了十年整整。 第二个我想说的例子，就是建国之初，毛泽东访苏的时候，请斯大林派专家帮助他编选集，他要让斯大林找一位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专家到中国来帮助编毛泽东选集。这个请求很容易满足，斯大林就找了一位哲学家，苏联科学院的院士牛津到中国来。牛津后来成了驻中国的大使，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 1958年7月，毛泽东同牛津有一场谈话，在谈话中说明白了为什么选他。毛泽东说：“难道我没有事情干了吗？难道那么没有自信吗？编个自己的集子还要请你们这些洋人来搞吗？不是的，我就是要让你们来看看，我的东西到底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为什么这么想，这么说？我们如果看一看《毛泽东外交文选》当中收录的毛泽东跟外国的很多代表中的谈话就可以看出了。 毛泽东经常讲，斯大林过去不信任他，怀疑他两条。第一条，怀疑毛泽东是民主主义者，但不是国际主义者。这个怀疑一直到1950年10月，我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下决心出兵抗美援朝。这是个大事。第二条，怀疑毛泽东是民主主义者，但不是社会主义者。在他看来，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后，不马上搞社会主义，还要搞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这个怀疑一直到1953年，我们正式确定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社会主义改造才消除。斯大林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甚至公开讲过，中国共产党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是天然的、纯正的，而中国是人造的。中国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也几乎众口一词，说山沟里头出不了马列主义。 毛泽东在建国以后，曾经回忆过1935年1月的一次会议。会议期间，尽管绝大多数人支持他的正确主张，但是也有一位，就是当年的宣传部长，帮着博古、李德讲话。毛泽东就讲到，这个宣传部长曾经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不过就是读了点儿孙子兵法。”这个意思很清楚，就是毛泽东没读过几本马列的书，马列主义水平跟苏联活着的这些人没法比。毛泽东讲到这儿的时候就讲，其实那个时候他连《孙子兵法》也没读过。这个大家是知道的，毛泽东最大的特点和优点就是了解中国实际，善于从实际出发，善于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后，革命成功了。 我就让斯大林你找一个你认为懂马列主义的专家来，到中国来看看我毛泽东在山沟里头、窑洞里头，写的一大堆的著作到底是不是马列主义。显然毛泽东就是这个意思。 我用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建国之初，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在民族革命时期成功地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走出一条新道路，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受到了苏联模式迷信的严重影响。毛泽东后来讲：“建国初我们是照抄照搬苏联的，懵懵懂懂不满意，但是没办法。”我认为这个“没办法”就是这个迷信的压力。 我们在那个时候，很难想象毛泽东一开始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提出要走一条跟苏联不同的路，特别还是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但是这一切让苏共二十大改变了，1956年2月份，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上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做了一个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也就是我们过去经常说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揭露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把斯大林生前犯的错误淋漓尽致地找出来，在理论问题上的错误，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问题讲出来之后，在世界上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有些国家的政要就利用这些材料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后来批评这个报告没有对斯大林做出全面的评价，没有对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做出深刻的分析。这是它的不足，但是这个报告还有另一面的意义，那就是客观上打破了人类对苏联模式的印象。表面上看，这个报告是讲斯大林的个人问题，但其实就是讲苏共的问题，也就是讲苏联模式的问题。既然你自己承认自己有那么多的毛病，怎么可能还要求别人照抄照搬呢？所以，当报告的内容传到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欢欣鼓舞，说他们竟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和议论，说这是一场解放战争，揭开了盖子，打破了迷信，使人敢于讲话了，敢于思考了。 苏共二十大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就提出了走自己的路。我认为提出探索任务的最重要的原因和背景，就是苏东二十大破除了对苏联模式的影响。所以苏共二十大中赫鲁晓夫的报告有两个方面的作用，既有消极的作用，也有积极的作用。所以毛泽东讲过，他的态度是一则有喜，一则有忧，首先是喜，然后才是忧，忧的是它不足的方面。 从1956年提出探索任务，到1957年夏天反右派扩大化之前，可以说这一年多的探索得到了多方面的成果。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我们在很多的方面上有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认识和正确决策，跟苏联已经有一些不同了。 这些成果，特别体现在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策中。比如，八大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社会主要矛盾做了正确的分析和判定，认为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对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基于这样的分析，八大做出决策——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从转变生产关系、从阶级斗争，要真正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决策显然是正确的。还有比如在经济建设方面，八大强调：既要保守又要冒进，要在综合的评估中稳定前进。这个方针也是正确的。比如说在政治上，八大强调：要加强民主，加强法制，要加强党的集体领导，要反对个人主义。八大前后我们有很多正确的认识，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积极探索，这个探索的开端是非常好的。但可惜，1957年夏天之后到1961年底之前，这三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探索发生了失误，而且接连三次。一次，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问题；一次，急于求成的大跃进运动；还有一次，急于过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2、探索中三次失误的由来及后果 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这是发生在1957年整风运动过程中的失误。1957年春天，我们发动了一场整风运动，要整党内的不正之风、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整风的初衷完全是好的，整风所采取的方式也是好的，广泛地动员党外人士对党提意见，毛泽东亲自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党外人士开座谈会，动员他们帮助共产党。他说你们整风不整风以后再说，至少短时间内不要整，短时间内的任务就是给我们提意见。从1957年的5月上旬到6月上旬，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开了一系列座谈会，请党外认识提意见，党外人士提出了大量的有益意见，毛泽东在初期也给予了肯定，说反映出的这些问题我们不清楚，甚至有的完全不知道，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再发展下去，我们的这个党要毁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提出了党中央不能接受的意见，当然这主要是极少数的。他们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潮：我欢迎你共产党整风，但是如果你真想整风，得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什么是从根源上整呢？那就是共产党“一党领导”的制度，可以说这种意见触及到了我们政治制度的底线，中共中央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意见，把这种意见视为右派言论。右派的进攻完全可以理解，反击也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当年我们用政治运动的方式反击扩大化，把不少人错划成右派。而且使他们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达20年之久，一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解决这样的问题。 大跃进运动。大跃进是经济建设方面的失误。我们当年的一个直接目标是要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超英国。这个要求是1957年下半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提出来的。苏联人提出15年要赶超美国，毛泽东提出中国15年要赶超英国，当时应该说还比较谨慎。赶超不是经济总量的赶超，更不是人均总量的赶超，而是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的赶超，毛泽东为此还专门请教过英国共产党的负责人，说你们英国钢产量现在大概多少，过去的若干年，每年大概能增长多少。一算账，对比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的增长幅度，我们认为15年赶超没有问题。现在回过头看，如果我们不搞大跃进，按照我们钢铁工业的正常发展，15年是可以超过的。我想，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超过英国，问题在于我们这个时候的发展思路出现了偏差，过分重视钢铁工业的增长。我讲的是“过分”，重视是有必要的。因为钢铁工业是重工业，是装备工业的基础，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钢铁工业，那也就不可能有重工业、装备工业、兵器制造业。优先发展是对的，问题是我们强调地过头了。 特别是大跃进期间，我们开始是15年赶超，后来变成了10年，变成了5年，后来甚至变成了两年。我们确定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一切以钢产量的赶超为中心，先确立一个很高的钢铁产量指标，然后其他各个工业门类，各个方面服从这个指标，农业、轻工业受到了损害也在所不惜。按照这样的思路发展下去，国民经济比例肯定会失调。结果我们钢产量是上去了，当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而农业、轻工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了，农业、轻工业这些关系到人民生活的工业和农业方面遭到了严重的冲击。加上有些地方遭受严重的灾害，再加上苏联撕毁合同从中国撤走了专家，各种各样的因素加起来，导致我们曾经有几年的工夫，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人民生活严重困难，甚至有些地方发生饿死人的问题，这在我们历史上是非常沉痛的教训。我们欲速则不达，大跃进是个典型的案例。虽然出发点、愿望是好的，但是方法是错的，所以导致了悲剧性的结果。 急于过渡的人民公社运动。第三个失误是急于过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生产关系转变方面的失误。1956年，我们的合作化刚刚完成，两年后又来一次大规模的农村体制变动。为什么变？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当时高级社的规模太小，大办水利不方便。一个社平均二十几户人家，要建成规模的水利工程，人数太少，干不动，如果修水渠，可能要从别的高级社雇，如果人家不受益，人家也不答应。所以有些地方为了办水利，感觉到有必要把规模小一些的合作社变成规模大一些的合作社。1958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开始并社，并出来的社，名字五花八门，有的叫大社，有的叫公社，有的叫集体社。叫公社的名称也各不相同，有的叫共产主义公社，有的叫人民公社。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在河北、河南、山东视察的时候，就见到了形形色色的公社，在济南郊区的北苑人民公社的地方干部问毛泽东叫什么好，他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在这之后，各地纷纷效仿。 到1958年8月，北戴河政治局会议做出确立农村人民公社的决议之前，公社已经划的差不多了，决议通过之后一个月的时间，公社划定全面实现了。一个公社平均相当于过去26个高级社的规模，全部并到了一起，在公社范围内统一核算，平均统一分配。 结果人民公社的这种体制完全超越农村生产力的水平，严重地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大锅饭、大火炉对当年农村的困难的确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虽然我们调整了某些政策，把基本国策从农民公社下放到了生产队，相当于过去高级社的规模。但是人民公社的体制长时间没有改变，持续了20年之久。一直到80年代前期，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成功的基础上才逐步转型。应该说，我们过去很长时间内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跟人民公社这种体制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这几个方面的失误应该说是很严重的。 3、认识并改正失误 但是，60年底，61年初，我们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并下决心解决这些问题，从1961年年初，国民经济的调整开始了，一直到1961年6月文革爆发之前，这一段时间，我们经济上的所作所为整体上都是好的。这一段，主要的内容是搞国民经济的调整，调整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特别是重视农业、轻工业的问题，解决人民生活的一系列的问题。这段时间做得是很好的，有些举措也是相当不容易的。比如说有一个举措现在想来似乎不可思议，1961、1962年两年，国家为了减轻对城镇居民粮食供应的负担，曾经大量地动员城镇人口到农村去，将近三千万人从城里头回到了农村，这些人基本上是此前从农村招工招来的工人和他们的亲属。国家有困难，粮食没得供应了，让他们回也就回了。 毛泽东、周恩来非常的感慨，说我们人民群众好，三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这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迁移，老百姓确实好。但是要说明，这件事儿能办成跟我们的干部、队伍好也有关系，这个时期，我们的干部没有多少特权，是真正跟老百姓同甘共苦的。否则我们没法儿理解这样的事儿能办成。 还有，这段时间，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的领导人，也努力地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问题的教训，特别是毛泽东带头读苏联人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了很多好的观点。比如说社会主义是个相当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比较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毫无疑问，他认为中国处于前一个阶段。所以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从此不再提了。还比如他认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至少要上百年的时间，我们要赶超，但是赶超绝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实现的，所以超英赶美在这之后也不提了。他还提出社会主义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是非常好的，在社会主义的思想发展史上是有地位的。 4、左的阶级斗争理论 但可惜，这一段，政治上我们又出了问题，特别是从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始，政治上的指导基本上都是错的，而且越来越严重。为什么从1962年开始，是因为1962年8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确定了一个左的阶级斗争理论。这个理论有很长的一段话，但是核心内容和意思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日日讲，天天讲。就是阶级斗争为高的思想。这个理论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但是全会接受了，写入了全会的报告。 为什么全会能接受这个理论呢？毛泽东为什么会提出这个理论呢？我认为客观上主观上的原因都有。客观上，那个时期存在着一种矛盾而且在一定范围内有尖锐化的表现。什么表现？我认为主要是1962年台湾当局图谋反攻大陆的行动，蒋介石这个时候叫嚣反攻大陆，派了一股又一股的特务，在东南沿海地区登陆骚扰。这肯定起了激化作用。主观上，毛泽东提出这个理论，我认为跟他错看的一线领导人的分歧有关系。调整期间，毛泽东退居二线，他让刘少奇主持主要工作，毛泽东在二线读书，除了总结经验教训之外，还在观察一线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到了1962年，他对一线领导人不满意了，最重要的不满意就体现在他对“三资一包”这个修正主义纲领的错误判断上，他认为党内已经有了修正主义的纲领。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讲过这样的话：“不管红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所谓的“猫论”，最早就来自这个地方，就是讲的这个问题，对克服困难和调整国民经济采取的政策措施。 5、毛泽东的“可怕判断”及其后果 他们提出的主张在被毛泽东当成了修正主义的纲领，他错误地强调阶级斗争跟这种判断是有直接关系的。从此之后，毛泽东的兴奋点、关注点就转向了这个方面。1962年冬天，他离开北京到南方走了一趟，并发现多数省份的负责人盲目克服困难。只有两个省的负责人有政治头脑，一个是河北省，一个是湖南省，开始抓阶级斗争了。1963年春天，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扬了这两个省的负责人，结果很多的省委书记明白了，知道该干什么了。于是大家都去搞阶级斗争，地方的负责人给中央、给毛泽东递上了大量的报告，反映所谓的阶级斗争。怎么表现的呢？这个时期，农村有的基层干部，有点儿多吃多占行为、公私账目不是很清楚，就阶级斗争。出身好的，成了所谓的阶级退化辩证；出身不好的，那本来就是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农民赚点儿辛苦钱，搞点长途贩运，就是投机倒把，也是阶级斗争。结果这样的报告上到中央之后，让毛泽东误以为，原来农村实际存在的阶级斗争比他估计的还严重，这就发生了左的理论指导、左的实践，左的实践反过来又促进左的理论发展的恶性循环。 循环到1964年底、1965年初，中央开工作会议研究肃清运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文件就做了这样的判断，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曾经有，从公社一直到中央。讨论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觉得这个判断很可怕，他提出能不能加几个字。中央的部门也有，那充其量就是部长，加了毛泽东也同意，但是无济于事。这个时候毛泽东心目当中的中央的走资派至少有两位，已经明朗化了。一位是刘少奇，再一位是邓小平。1970年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你是什么时候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的？”他脱口而出：“1964年底，1965年初。”所以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错误的理论与实践可以说是直线发展、恶性发展，一直发展出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长达十年之久，这是一个全局性的失误。文革的问题非常突出，现在国内外很多人对文革有自己的解读。有一种说法是流传比较广的，有人认为文革的发生、发动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争权夺利造成的局面，是权利斗争的产物。由于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的威望空前低落，所以他退居二线了。而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收拾残局，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感觉刘少奇越来越不听招呼了，于是下决心把他打倒，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这个说法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我不赞成，我觉得这只是表面的现象，如果用这样的说法来解释文革，那就有几个问题解释不清楚。 比如说如果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矛头仅仅是指向刘少奇、邓小平等少数高级领导者，那么为什么还要打倒一大批的领导，为什么老干部们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了，文革还会持续十年之久，为什么持续十年都不罢休？毛泽东在文革后期说过这样的话：“这样的大革命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 还有，我们有材料证明，在1962年之前，毛泽东对刘少奇和邓小平是非常欣赏的，是把他们当作接班人对待的。1957年毛泽东访苏的时候，赫鲁晓夫问过接班人的问题。1961年，英国来访的元帅蒙哥马利也问过这个问题，毛泽东都是非常明确地说：“他之后是刘少奇，刘少奇之后是邓小平。”人家又追问：“邓小平之后是谁？”毛泽东笑了笑说：“那就不知道了，管不了那么多了。” 毛泽东对这两位领导人的不满是从1962年开始的，不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刚才提到的所谓的三个问题，所以几位领导人之间谈不上所谓的争权夺利。对毛泽东来讲，他有什么权利要争，他是主动退居二线的；对刘少奇来讲，也没什么权利要争。他们之间的分歧是认识上的分歧，是工作上的分歧。与其说权利之争，那不如说是政见之争，毛泽东有自己的标准，他认为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了所谓的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套。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d0cea4257fd184254b35eefdc8d376eeafaa17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