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面具的母亲】母亲戴面具参加性派对的小说 女性主义出现于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因其对女性地位及整个社会的开拓性重大意义而备受关注。女性主义共经历三次浪潮：第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代表人物为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目标是争取妇女的选举权、经济平等及生育自主权；第二，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以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著作《女性的奥秘》（1963）的出版为标志，强调两性生理差异及女性自身经历；第三，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马克思主义重新兴起及后现代主义理论及后结构主义的冲击，女权主义呈现出兼容并包、多元化的特质。西方女性主义指出妇女低于男性是社会差异造成的，强调女性在社会文化中的平等地位与权利，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有异于男性社会的女性世界。 母亲也是女性主义关注研究的重要领域。女性主义理论家露丝·伊里加蕾（Luce Irigaray）认为母性的作用支撑着社会秩序和欲望秩序，这一作用一直维系在男性需要的层面。她曾断言，谋杀母亲以维持男性秩序，这是西方文明得以存在延续的基础。父权体制摧毁了最体现关爱和丰饶的纽带母女关系，母女关系成为父权文化中缺失的支柱。伊里加蕾的观点促使我们关注深思长期以来在父权社会中被忽视的母亲的地位。在父系/男性话语体系中，母亲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他者”地位。西蒙·德·波伏娃指出女性对于男性来说是“他者”，必须根据男性选择的行为方式来定义自己。杰西卡·本杰明（Jessica Benjamin）继续沿用“他者”这一体现男女两性权力关系的术语，认为母亲也是男性世界的“他者”，是男性本者的对应者，是男性压抑自我的另一面。这种描述清楚地阐释了母亲在男性想象世界中所处的他者地位。刘岩认为，母亲像其他女性一样，其身份由“男性参照她同家庭其他成员——主要是男性成员，尤其是儿子的关系”决定的，母亲没有话语权力，在男性生活中处于从属地位，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常常沦为男性错误行为的替罪羊。 王尔德在作品中刻画了一群特殊的女性角色——“失足母亲”，这些母亲皆因追求自由的爱情、婚姻而逾越了当时的社会家庭伦理界限，遭受社会无情驱逐，被迫戴上面具生活。这些戴着面具的母亲身上寄寓着王尔德的女性观、婚姻爱情观、伦理道德观，也承载着他对维多利亚后期中产阶级女性的主体意识及其家庭伦理观念的质疑与反思。她们“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惨命运，为王尔德的作品增添了内涵与历史厚重感。 本文运用女性主义理论梳理失足母亲形象在王尔德作品中的呈现模式，分析这些母亲是如何被边缘化为社会的“他者”，探讨王尔德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态度及思考。 一 被放逐的母亲 波伏娃认为，婚姻是女性的最终命运。美国社会学家、学家南希·乔德罗（Nancy Chodorow）则指出，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是由她身为母亲的角色决定的。可是，在王尔德的作品中，母亲在家庭中通常处于从属地位，在男人/父亲的眼中没有独立的身份，如若母亲追求独立、自由、，则会遭驱逐或受惩罚，均不能天遂人愿。 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道林·格雷的母亲玛格蕾特跟一个一文不名的年轻人私奔，而母亲的父亲就买通一个流氓当众像叉鸽子似地侮辱杀害了该年轻人，之后不到一年母亲就郁郁而终了；同样，西碧儿的母亲爱上了一个身份、门第很高的有妇之夫，结局是带着两个私生子隐姓埋名，一生凄苦。 另一部作品《少年国王》中，少年国王的母亲偷偷地跟一个地位低贱的男人结婚生子，结果孩子出世一周，就在一次母亲睡着的时候被人偷走，而母亲醒来不到一个钟头就悲哀地死去。 此外，《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中，厄林太太离婚后撇下摇篮里的女儿，奔向她情人的怀抱，然而遗憾的是，情人后来又抛弃了她。与之相反，《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中，阿布兹诺太太的情人拒绝和她结婚，她被迫带着私生子离开。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d6cc389f747f5acfa1c7aa00b52acfc788eb9ff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