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宋词的影响 【摘要】苏轼对宋词的发展具有历史性的锻炼和完善。苏轼一贯反对俯伏前人脚下，一贯反对模拟因袭；主张不断开拓创新，主张每个作家应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本人才华横溢，魄力过人，形诸文艺实践，则不仅诗歌散文，乃至书法绘画，都有戛戛独到的艺术造诣。 【关键字】 苏轼 宋词 艺术风格 思想 【正文】 诗至唐，已臻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之境，颇有难乎为继之势。宋人欲与抗衡，唯有另辟蹊径，自创新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再次给人启迪：沿袭和模拟仅能勉强维持命脉；蓬勃的生机，只有来自不断的开拓与创新。 词，作为一种新兴诗体，原有着强烈的生命力。可惜晚唐温庭筠等人在发展令词艺术卓具贡献的同时，却把词引向了“艳科”的小径。及宋，囿于传统偏见，词坛依然沿承五代遗风。代表时风的晏欧词被目为“词中西昆”。柳永创制慢词，又变雅为俗，有一定的开创之功。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艺术魄力及其他原因，毕竟未能为宋词开出一条宽广的革新之路。 苏轼来了。他雄风千里，使词坛快然一新。其何能如此？一则，就文艺思想说，苏轼一贯反对俯伏前人脚下，一贯反对模拟因袭；主张不断开拓创新，主张每个作家应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二则，他本人才华横溢，魄力过人，形诸文艺实践，则不仅诗歌散文，乃至书法绘画，都有戛戛独到的艺术造诣。据此二则，我们很难想象苏轼一旦提笔为词，竟肯寄人篱下。 苏轼对宋词的开拓与创新显著的标志是“以诗为词”，而“以诗为词”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凡能入诗的内容，均可入词。“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入也。”此说虽不无夸大，但针对宋初词坛实际，他能从题材与内容的开拓上来评价苏轼的创新精神，可谓卓有见地。 首先，苏轼以词抒发爱国的豪情壮志。众所周知，终赵宋王朝三百年历史，边患不断，爱国精神也就始终贯串两宋文学。然则，北宋诗坛虽不乏关心国事之作，而于词坛却绝少反响。为此，苏轼这类爱国词章在开拓宋词园地上有重要意义。 在这类词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推《念奴娇·赤壁怀古》。其中对周瑜形象的刻划，英气勃勃，光采照人，为中国词史上的空前之笔，是苏轼对北宋词坛杰出的贡献。显然，这里寄托着作者为国立功的豪情壮志。 苏轼的词是宋词发展的一座里程碑， “词为艳科”，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牢固的传统，苏轼成功地转为了这种风气。他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诗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这便是苏轼对宋词的最大贡献。而这种新的词风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对同时代的和后世的作家形成深远的影响。以苏轼为中心的元佑词林，代表着北宋词坛的鼎盛气象，一时名家辈出，如秦观、黄庭坚、陈师道、王安石、谢逸等，都写出了很多优秀的词作品。 苏轼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作风，成为后来豪放词派的开创者。在词的语言上，苏轼也做了演进，一改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作风，多方面吸融陶潜、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然也运用当时的口语，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 因此，苏轼词在宋词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是开了一派词风，而且是将词从狭小的范围中解放出来，扩大了它所表达感情的天地，促成了词内容和风格的多样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轼是令宋词成为一代代表性文体的关键性人物。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黄、秦、晁、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反对因袭、雷同，这是苏轼创作上不断变革创新的内在动力源泉。他在《答张文潜书》中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愚在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因着对政治改革的态度见解、观点的不同，苏轼对王氏之论虽有偏激偏颇之辞，但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说还是客观正确的。因为这种“好使人同己”的简单化做法必然会造成诗文创作上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雷同化倾向，然后走入创作上的死胡同，导致文艺园地的萧条和荒凉。此可谓诗人不幸而言中，江西诗派的因讲究“无一字无来处”的钻故纸堆、堆砌典故、喜用僻字等掉书袋的所谓创作技巧和所谓“脱胎换骨”、“点石成金”的模拟因袭、剽窃前人的恶劣作风，重蹈文学创作概念化雷同化的历史覆辙，受到世人的谴责和批评。苏轼不仅在理论上反对因袭、雷同，在创作上也始终贯彻这一原则。如他不满足前人词作的成就，尤其是反对风靡一时的柳永缠绵婉丽的词风。俞文豹《吹剑录》曾记载这样一件事：相传苏轼官翰林学士时，曾问幕下士说：“我词如何柳七？”幕下士答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确实，不论是从内容和基调来说，还是从词境和语言风格来看，苏词都表现出与柳永词“婉约”迥然不同的豪放词风，生动地说明了苏轼对“成一家之言”、“自是一家”的独特创作个性和鲜明艺术特色的积极、主动、自觉的不懈追求。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dc7a093d580216fc710afd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