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的新著《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甫一上市，连续几周进入北京万圣书园排行榜；据说也引起教育部门和国内多所重点大学的关注。对于将自己定义为“在中国土地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传教士 ”的丁学良，探究其思想深度的另一种方式，是丢开那些已经印成文字的思想结晶，由其成长经历串起一个人思想启蒙、发展、壮大的轨迹，同时打量它们所能行走到的最远的地方。新年之初，现任教于清水湾畔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向记者披露自己早年的生活经历，为《新民周刊》的读者提供了一份不 一样的读本。 多年之后，当丁学良碰到类似提问，总是用同一个关键词hungry(饥饿)来回答：“明白吗，如果不好好读书，我就要挨饿。”对于问题“你是怎样从中国一个很穷的村子里跑出来，去了美国，进了哈佛，然后在国外当了那么多年教授 ”而言，这一回答显然超越了枝枝节节而直击根本，与其“大学大国之兴衰紧密相关”的观点异曲同工。 金宝圩的传统 丁学良出生在安徽南部宣城(今宣州)一个叫金宝圩的地方，出生日期不详。因为母亲不识字，没有记下他的生辰。在当地，如果不是到了上学年纪，孩子几乎没有被追问年龄的必要。丁学良后来根据零零碎碎的线索推断，自己应该出生在1953 年末至1954年初。 丁家三代单传。爷爷要过饭，父亲要过饭，而丁学良7岁丧父后也差一点要了饭。他不知爷爷的姓名，直到80年代初，在调往北京接受组织政审时才被告知：“你爷爷叫丁老粗，奶奶叫潘丫头。” 在那个偏僻、封闭的村落，一句民谚世代相传：“三代不读书，放出来一窝猪。”所以，许多务农之家在正对大门的厅堂内供有一个木制的书箱，书箱的右下方即是窄长高足的条桌，其上奉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乡里人期望后代沾点文字的灵气而不至于堕落成“猪”。 因为相信文字有灵气，当地人对一切印有文字的纸片都极为崇敬。偶尔得到半张旧报纸或收到城里寄来的一页信，读后都要挖个小坑埋起来，或者放进灶膛里烧掉。当地农民很少买得起卫生纸，土块树叶代之，但写有文字的纸却不容玷污。丁学良亲眼见过他的小舅用锄头从巨大的粪坑里捞起一片已作手纸之用的旧报纸，再用棍子夹到河沟里洗净，最后埋进土里。 农家通常会有一两本祖传的线装书供在书箱里，也许是没有封面的《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也许是只剩三分之一的《史记》、《汉书》，丁学良早年断断续续的阅读始于斯。虽然不完整，但经典终究是经典。上世纪70年代末，丁学良赴上海复旦大学读硕士学位前，特意回金宝圩辞别，几位乡人老农仔细询问了硕士是个什么东西，最后得出结论：它等于早年的进士(中学生等于秀才，大学生等于举人)。乡人庄重地以家酿米酒祝贺丁学良“及第 ”，并叮嘱为官不可忘本虐民。 这些年再回金宝圩，丁学良发现，除了在极端封闭、贫穷的地方还保有“读书才能翻身”的传统，但凡被现代风拂到的地方都转向另一条路：到城市打工去。十多岁的孩子弃学后跟着大人进了城，除了保姆干不了，安徽人所活跃的另两大领域：做早点、卖菜，他们都能胜任。这条“多”出来的新路，在丁学良看来，是非常糟糕的一条路，“大学兴，国家才能昌盛。同理，读书才是穷人家孩子翻身的正道。” 宝藏的发掘与归还 在金宝圩三岔路小学，丁学良总共上过三年半学，其中两年比较完整，三年级和六年级，其余都是断断续续、糊里糊涂。 农村里的学费很少，母亲日常节省一点，换掉些鸡蛋，再借一点，总能筹齐。但杂费是个大问题：铅笔、本子，关键还要供得起书包和一套像样的衣服。母亲翻箱倒柜，用家里的碎布缝了一只书包，又用仅有的一套花布给丁学良做了一身衣裳，便打发他上学堂了。 “一个丫头”，穿着花布衫的丁学良受到同学们的耻笑。他躲在教室，也就是一间茅草屋里，不肯出去上体育课。因为阳光下，花布会更加刺眼。这身衣裳，在三年级的丁学良心里，是“丢人现眼”的莫大的刺激，足以铭记一生。 因为学习好，那个学年结束的时候，丁学良得到了班主任王瑞老师的三件奖品：两支带橡皮头的铅笔，一本刘少奇著的小册子《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本儿童文学翻译作品《匹诺曹历险记》。橡皮头铅笔是第一次用到，小册子现在想来有些好笑，第三样却是最最值得留念的。在丁学良一生所读的五六本最难忘的书里，这本讲说谎的孩子鼻子会变长的小书就是其一。 13岁，丁学良考上了安徽省的重点中学宣城中学，那是建于19、20世纪之交的古老学堂，校史上最著名的校长是章伯钧先生，拥有一座很大的图书馆。 丁学良的第一批藏书有两册，一册是清末木刻本郑板桥手书的《板桥家书》，一册是民国初年拓印本邓石如篆书的《李公庙碑》，被他珍藏在一口黑漆古旧的衣箱里，时常拿出来翻阅欣赏，或者让它们出来晒晒太阳。宣城人都知道，宣纸印刷的书若保管得好，可以几百年“金身不坏”。 这两册书在1966年6月的“破四旧”中被丁学良亲手烧了。但同年秋冬，他却发掘出更大的宝藏。以红卫兵小将的名义，丁学良和他的同学们将宣城中学图书馆里的书陆陆续续转移到各人宿舍中。他所获颇丰：大半套精装本《鲁迅全集》，契诃夫、莱蒙托夫、莫泊桑等人的小说；在同学选剩下的书堆里，拣回十几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单行本，几册《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苏联科学院集体撰写的《哲学史》译本多册，以及狄德罗、卢梭、费尔巴哈等古希腊、古罗马哲学家的理论著作。 为了表示书与本人在精神和实体上的不可分割性，丁学良在扉页每一枚“安徽省宣城中学图书馆藏书”的小圆印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完成了心理上的“产权转换”。 孤独地阅读，成了一个14岁男孩在现实与内心的冲撞中上下求索的唯一途径。在青年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结尾，有一段大气磅礴的评论：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1985年，当丁学良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重申：根植于他头脑中的独立精神和自由主义最早源于马克思，同学不信，他便示以这段文字。这些点滴，后来写进了《从“新马”到韦伯》论文集的序言里。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e8276dc75fbfc77da269b1c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