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价值观可枝繁可叶茂不可无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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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价值观可枝繁可叶茂不可无根 价值观，即人们关于好坏、得失、善恶、美丑等价值的立场、看法、态度和选择。一个社会的价值观，被认为是回顾、观察、预见该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尺之一。 学者们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国内的社会价值观日益呈现出多元多彩的局面。如今，由国民价值观分化带来的观点争鸣每天都在上演——这并不是件坏事，它激发了社会活力，促进了各种社会思潮的交流碰撞，并关注到了改革开放前一些并未得以充分重视的元素，比如个体的利益、物质的力量。 但是，无论整个价值观系统如何枝繁叶茂，全社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也应该依附于共同的根。这些“根”性质的价值观包括：平等、诚信、法治、民主，等等。培养全民在这些方面的共识，才能坚守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蔡若愚 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转变 历时一个月，电影《小时代》终于落幕。因其刷新历史的票房和一地鸡毛的影评，有人称之为一部现象级电影。围绕这部电影，既有出离愤怒的影评人炮轰其扭曲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小了时代，窄了格局，矮了思想”、“可以原谅一个新人导演在技术上的任何大问题，但价值观的根本错误是不能被原谅的”；也有替其喊冤的观众：“开最好的车、穿最好的名牌、住最好的房子，这部电影传达出的这种价值观，不就是周围很多普通人的梦想吗”、“虽没反映大时代的中国梦，但小时代的职业梦可敬”…… 一部备受争议的《小时代》，折射出全社会的价值观分化。如今，这种分化随处可见，不仅仅体现在文化消费上，更反映在民众对各类社会事件的看法上。 比如：对于首都机场冀中星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探讨，有人责其再不幸也不能危害公众安全；有人则认为自爆有理，惟如此方能引起社会关注。对于城管与小贩间的冲突，有人怒斥城管暴力执法的同时，也有人为其管理不被理解而喊冤。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和分裂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在这之前，“除了以各种政治运动为载体所表现出来的表层的价值观斗争之外，从社会的深层结构看，社会价值观高度同质。用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话来说，是一种机械团结的社会。”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副校长廖小平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价值观进行深入研究后，总结其变迁特征为：从一元向多元转变、整体向个体转变、神圣向世俗转变、精神向物质转变。可见，首当其冲的特征就是“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的转变”。 时至今日，价值观多元化的趋向更加明显。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王水雄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具体到观念或思潮的种类来看，近年来国内的社会价值观是在增多，而且分裂性比较强，也有一定程度的对立。” 在他看来，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既有社会分配不公、利益分化严重、信息不对称等表层原因，也有公共权力运行不透明、组织方式不公开、公众政治参与热情无法正常释放等深层次原因。 但王水雄同时也强调，如果从更高层次即关于国家要发展、百姓要幸福、公共权力需要制约平衡等层面看，近年来国内的社会价值观则有趋同或收拢的趋向。 分化的价值观：是祸？是福？ 在廖小平看来，建国后单位制的社会结构、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单一化，都使得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社会成为一个典型的一元价值观社会。这种价值观状况，有利于统一人们的思想意志，凝聚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至于它的名字，当时的人们称之为“集体主义”、“理想主义”或者“精神至上主义”。 对此，王水雄用了一种更诗意的方式来形容：“在高度激烈的斗争环境中革命，恰如在惊涛骇浪中航行，舵手掌控方向，水手们„小我‟的自我封闭或者遭遇权力控制，乃至牺牲，都是常态。革命队伍需要在思想上乃至行动上保持高度的团结一致，才能有效地形成战斗力，进而摧毁对立面。” 尽管如此，这种从行动武装至思想的“高度一致”，在和平建设时期却并不受用。“和平建设期的现代国家和社会，人们需要有自己个人的权利和家庭的利益，才有持续的恒心和动力为个人、家庭，进而为集体和社会贡献力量。”王水雄说。如前所述，改革开放后的价值观，更多地转向了更为现实的个体、世俗和物质层面。 以个体价值观为例，如今，全社会已经不再盲目地认同集体至上，而是更关注作为个体的“人”。今年以来被反复提及的“新型城镇化”概念，其重中之重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包括抹平户籍差异、提供均等公共服务等，而这些，均关乎“人”和“人”的利益。廖小平指出，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转变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拒绝和反叛过去那种无视个人权利的虚幻的集体质疑，毫不隐瞒地主张以个人权利、个人独立、个人尊严等个体价值为核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显然，更关注到“人”，是国内社会价值观分化过程中具有正效应的一面。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涂小雨认为，此类分化，激发了社会活力，促进了各种社会思潮的交流碰撞，使新时期的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多彩的局面，也有效地加速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提升了思想解放的深度和广度。 然而，多元化同时也意味着离散化和碎片化。以物质价值观为例，当《小时代》赤裸裸地宣扬名牌、名包、名车消费时，当权、钱、色交易不断被媒体和网络曝光时，当GDP成为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准时，“物”极必反的苗头已然显现。诚然，“改革开放以来，物质利益和物质价值被赋予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正当性和道德正当性，物质价值观得以正名并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地凸现为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之一。但物质价值观取代精神价值观、物质价值高于并统治精神价值的严重失衡，最终导致了作为三位一体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廖小平在其研究中如此描述。 “枝叶层”可有差别，“根干层”须是同一 和平建设时期的价值观多元化，不仅出现在国内，国外似乎也是如此。王水雄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介绍，从观念或思潮的种类来看，美国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情况比国内更严重。“由于不同种族的人群多倾向分群居住，有其自身群体信仰及行为方式，公共权力很难也无权对其进行干预，如果这些人群相对封闭，不参与政治，则甚至让人有„国中之国‟之感。” 既然如此，那么是应该任由其继续分裂和多元化，还是应该重构一些统一的价值观？在这方面，学者们普遍还是倾向于后者。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处辉认为，社会价值观系统如同一棵大树，可分为根干层和枝叶层。对于持不同价值观的人及群体来说，根干层是他们之间被公认的价值标准；相应的，枝叶层就是各执己见、不能被公认的价值标准。 “一个社会如果在社会价值观的根干层存在严重差异或对立，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具有严重的行为与道德困境的不成熟社会。”王处辉解释说，社会价值观之根干层的多元性，典型表现即是社会行为取向的多元性，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一盘散沙状。处于这种状态下的社会是一个危险的社会，或者起码可以说是一个不成熟社会。 那么，对于当前的国人来说，亟待重塑的有哪些社会价值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但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归纳后发现，学者们的呼吁多集中在重建诚信的理性价值观、平等的道德价值观、正义优于利益的经济价值观和信仰法治的社会价值观等方面。总而言之，是对当前社会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社会价值观的重建来纠正之、团结之。 不过，王水雄在采访中也强调，由于信息渠道的多元化，特别是网络资源的极大丰富，试图简单地通过过去的压制、教育、宣传等方式建构统一的社会价值观会比较困难。必须伴随公共权力组织方式的变化——科学化、效率化，才能协调好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他相信，伴随着公共权力组织方式的变化，尤其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来实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之后，将会更有效地形成更具核心地位的价值观：法治、宪政、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等。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effb7a2f52ea551811a687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