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受支配的根源——《野草在歌唱》的女性主义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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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受支配的根源——《野草在歌唱》的女性主义解读 作者：张晓燕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6期 张晓燕 （西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是英国文坛泰斗级的女作家，其处女作《野草在歌唱》自1950年出版以来引起了文学评论家们的广泛关注。本文尝试从女性主义视角重新解读这部作品，通过分析小说中父权制文化的普遍存在以及女主人公对男性的依赖，揭示女性受支配的经济根源。 关键词：《野草在歌唱》；女性主义；父权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1）06-0131-02 多丽丝·莱辛（1919- ）是英国文坛泰斗级的女作家。她不仅丰产，而且创作题材十分广泛，作品形式丰富多彩，风格迥异多变，思想独到深邃，其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莱辛的作品涵盖面极广,她以现代知识女性的视角关注当今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如种族问题、两性问题、核战争、环境污染、青年暴力等。她一生获奖无数，并在88岁高龄时，获得了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11位获得该奖的女作家。20世纪50年代莱辛的处女作《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1950)发表，该小说在5个月内重版7次，其独特新颖的主题引起了文学评论家们的广泛关注。 一、父权制文化的普遍存在 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驱者之一西蒙·波娃(1908-1986)认为，从整个社会历史过程来看，“人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男人不就女人的本身来解释女人，而是以他自己为主相对而论女人的；女人不是天然进化发展形成的一种人类”。的确，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由于经济、法律、习俗等方面的原因，以男性为主体的父权制文化不断压制着女性，使之长期处于被贬损、受支配的地位。女性主义者认为，在父权制社会里，男性和女性处于一种主动与被动、支配与服从的关系之中：男性是主要的，是主宰者，享有绝对的权威；女性是次要的，是附属品，只能依附于男性而存在。这种以男性为主体的父权制文化标准不仅具有强制性，迫使女性隶属于男性，屈从于夫权和父权，不被允许有自己的思想和生活，而且它还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得长期处于父权制文化熏陶下的女性逐渐将这种带有强制性的标准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取向，从而阻碍了女性追求解放和自由的脚步。 多丽丝·莱辛在《野草在歌唱》中就向读者揭示了这样一个典型的父权制社会。小说的背景被设置在29世纪30年代的南非。当时的南非受白人殖民者的统治，他们肆无忌惮地从那里的土地和土著人身上榨取着财富和利润。而当地的土著人则被当作二等公民，只能承受被剥削和被奴役的命运。有剥削的地方就有反抗，白人统治者和黑人土著居民之间的种族冲突愈演愈烈。当然，这只是小说的大背景。与此同时，性别歧视不仅广泛地存在于白人殖民者阶级内部，同时也存在于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之间。 首先，在白人殖民者内部，女性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是完全依附于男性而存在的。“就经济而论，男人和女人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就职业来说，男人拥有较好的职位，赚较多的薪水，比女人有更多成功的机会。无论在工业界或政治舞台上，男人占了绝大部分的工作职位，更垄断最重要的工作。除此之外，他们享受传统给予他们的特殊地位和声望”。而女性则从根本上被排除在社会政治、经济权利系统之外，她们只能依靠男性才能生存，她们是被动的第二性别。正如《野草在歌唱》中所揭示的那样，在南非当时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下，女性能从事的只有秘书、会计等寥寥无几的工作，而且在年过40或已婚后就会被解雇，“更适合”她们的角色是呆在家里照顾丈夫的衣食起居。小说中描写了女主人公玛丽初到迪克?特纳家时的情形，只听她的丈夫说道：“现在是你的事情了”[4](P51)，“于是她从他面前把茶壶拿过来，倒了茶”[4](P51)，而她的丈夫则“带着骄傲而喜悦的眼神看着她”[4](P51)。对于女性的歧视还表现在白人社会对待白人与土人关系的态度上。在南非，白人男子与当地的土人发生关系是相当普遍的事，并且是可以接受的。“只要有一个单身白人住下来，当地的土人群中便会出现很多混血儿”。[4](P200)但是如果一个白种女人轻易地“跨越了这道界限”[4](P200)，则不仅令人震惊，而且其行为被认为是“等于同野兽发生关系一样”[4](P200)，是不被容忍和接受的。这种态度也是后来玛丽对于自己与摩西的关系感到恐惧的原因之一。 另外，在殖民地的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之间也存在着普遍的性别歧视，女性被认为是生来软弱、必须附属于男性而存在的。小说中描写了玛丽在丈夫生病后不得不代替他去农场监工的情形。只见雇工们个个“板着脸，一声不响地懒洋洋地干着活”[4](P114)，而玛丽也清楚“那是因为他们恨由她这样一个女人来监视他们”[4](P114)。的确，虽然土人在殖民地是被压迫者，但在他们内心深处，却永远不能容忍任何女人来统治他们，正如他们的表情所揭示的那样：“他们阴沉着脸，满是怒气，不拿她当回事地听她说着，或者说，听着他们听得懂的一部分话，只等着她赶快说完”。[4](P119)土人们对玛丽的轻慢无礼不仅仅反映了他们对白人统治者的不满，也清晰地反映了他们对女人的不屑与轻视。 这种男性主导、女性依附的性别观也表现在摩西与玛丽的关系上。玛丽眼中的摩西不仅有着“健壮魁伟的身躯”[4](P149)，而且他说话的语调像父亲般坚定，能够以保护人的身份安慰她。正如小说中所描写的：“每一次玛丽都梦见他高高地站在她面前，那么强壮，那么咄咄逼人”[4](P165)。到后来，玛丽变得极其依赖于摩西的照顾，摩西俨然已成为了她生活的精神支柱。而摩西对于自己的主导地位也深信不疑，“他说话举止总是那样安详自信，又带着几分傲慢和威胁的意味”[4](P178)，这些都让玛丽感到紧张不安。在小说的最后，当玛丽借着托尼给她的勇气命令摩西离开时，摩西感到自己在玛丽面前的优越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为了维护他作为男人的自尊，他最终向玛丽举起了复仇之刀。 总之，在20世纪30年代的南非，父权制社会文化是普遍存在的。生活在那里的女性不仅承受着来自本种族男性的歧视和排斥，同时也承受着来自当地土著男性的轻视和仇恨。正是由于以男性为主宰的父权制文化的压制，使得女性总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处于受贬损的地位。而女性之所以社会地位低下，究其深层原因，则是由于女性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 二、女性受支配的经济根源 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妇女不是作为主体而是作为客体的生存状况主要取决于她们生存的环境，尤其是她们所处的经济地位使然。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使女性为了生存必须取悦于男性，并因此将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文化价值取向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安于自身的寄生地位，不去争取自由。“她被教导，她必须取悦别人，她必须将自己变成‘物’，人们才会喜欢；因此，她应该放弃自发性。人们对待她，像对待一具活娃娃，她得不到自由。一种恶性循环就此形成：因为她愈不运用她的自由去了解、捕捉与她周围的世界，她的泉源便愈枯竭，而她愈不敢将自己肯定为一有主见之自我。” 经济独立是女性实现独立的第一步。然而，这一点在女主人公玛丽身上却并未实现。玛丽之所以匆匆地嫁给贫穷的白人农场主迪克，是因为她无意间听到了朋友们背后对她的议论。为了逃避朋友们的闲言碎语，也为了填补内心的“寂寥空虚”[4](P40)，她逃离了城市，也脱离了自己以前独立自主的生活，盲目地跟着迪克向所谓的新生活奔去。迪克也曾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贫穷处境告诉她，但她却宁愿相信“这种贫穷与她那备受折磨的童年生活毫无关系，完全是另一回事。她把它看做一件和艰苦环境做斗争的爽心快意的事情。”[4](P49)由此可见其步入婚姻时的盲目性，而她也因此踏上了一条注定的毁灭之路。 玛丽婚后的生活日益贫困而压抑。她试图依靠的迪克是一个真正无能之人。在非洲炎炎烈日的炙烤下，他连一块像样的屋顶都给不了她。而正是经济上的贫困最终导致了玛丽精神的贫瘠和身心的全面崩溃。的确，他们也曾苦苦挣扎，然而在迪克养蜂、养猪、养吐绶鸡、开黑人用品店等尝试均告失败后，玛丽终于看清了他们婚姻生活的不幸，“而且超过了她历来所想像的那种不幸”[4](P94)，于是她选择了逃离。而当最终她只能无奈地回到她们越来越没有希望的生活中时，“她不太想活下去了”[4](P106)。后来，在迪克种烟草的尝试也失败后，“支持着她精神的那种缥缈希望完全消失了”[4](P137)，她终于意识到她“根本没有什么将来。什么也没有，一切都是虚无”[4](P138)，连她想要个孩子来挽救自己的愿望也被迪克以养不起为由拒绝时，“她再也不对将来寄予丝毫的奢望”[4](P143)，她彻底崩溃了。 总之，玛丽小时候就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一种刻板的女奴思想，认为赚钱养家是男人的事，女人除了忙于家务，剩下的就只有自怜和憎恨了。玛丽在经济上对无用的迪克的一味依赖构成了其悲剧的物质基础。而正是由于女性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才使得她们在父权制社会中处于被压迫、受支配的地位。由此可见，女性能否解放自身，主要取决于她们在经济上能否摆脱依附的地位。 多丽丝·莱辛在《野草在歌唱》中向读者呈现了在父权制文化背景下玛丽·特纳悲剧性的一生。从这个人物身上，读者清晰地体会到了父权制对女性的压制和迫害。更为不幸的是，女主人公自觉地将父权制的价值标准内化，从而加速了自己毁灭的脚步。究其悲剧的根源，则是玛丽在经济上对丈夫的一味依赖。因此，女性的彻底解放是要以她们经济上的独立为基础的。在父权制社会中处于受压制地位的妇女，要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和生存现状，必须首先争取平等的经济地位，从经济上的依附状态解放出来。只有这样，女性才有可能成为和男性一样的独立自由的人。 —————————— 参考文献： 〔1〕多丽丝·莱辛，一蕾译.野草在歌唱[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2〕弗吉尼亚·伍尔芙，王还译.一间自己的房子[M].北京：三联书店，1989. 〔3〕凯特·米勒特，宋文伟译.性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4〕李福祥.多丽丝·莱辛笔下的政治与妇女主题[J].外国文学评论，1993（4）：40－46. 〔5〕阮炜等.20世纪英国文学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王文江）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f6591346f4ec4afe04a1b0717fd5360cba1a8df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