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 了解过去，才能展望未来。怀着了解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历程的心绪，我一口气把科斯与其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看完。这是一本关于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经济简史。全文共分六个章节，合计272页。其中从第二章33页开始，详细讲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系列事件。 书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三点。 一是中国领导人知错能改，并准确的把握住了经济发展的方向。 在这本《变革中国》中，科斯认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带了了灾难性的后果，中国人民开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本质。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引发了毛泽东及马克思的经济政策上的讨论。中国共产党打破了长期以来个人崇拜、教条主义的枷锁，对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领导人在经济上一直努力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并且在处理政治争端上变得越来越有耐心。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邓小平将中国经济改革视为一场冒险与试验，在这个以试错为基础的学习过程中，中国领导人要先摆脱根深蒂固的观念和思维习惯，才能写到新的知识，其二，就是在改革中，当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了政治。我们知道，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有着能动作用。越多的思想碰撞，能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学者在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有助于“冷处理”一些过热的政策辩论，发挥自己的特长优势，让决策往社会需求上来，往百姓日益所需上靠。 二是1994年实行的全面税收改革对消除价格扭曲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在1994年税收改革以前，中国政府都是利用承包制从各省级政府中收取税款，未能形成统一的税收制度。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也是建立在各地经济状况的基础上。由于税收的区别对待，引起了部分省市的长期不满，这样的税收制度，正式导致中国80年代价格机制混乱的重要成因。 1994年税收改革后，中国的企业摆脱了中央财政政策对其直接而快速的影响，同时将微观经济环境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分离了出来。它包含了两个步骤。第一，新税制实行的统一征税标准消除了地区偏袒现象，对所有省份均一视同仁；第二，通过取消产品税，新的税收分成制度弱化了地方政府实行保护主义的诱因。在新税制实行之前，地方政府为了保证其收入水平不收影响，想方设法的避免外部竞争，国内经济也因此支离破碎。新税制实行之后，政府的主要收入被增值税取代，企业只有在盈利的情况下才需要交纳增值税，这一系列的转变对缓解市场扭曲渠道了巨大的作用。 三是在改革年代，中国的大学与自由和竞争却渐行渐远。 在这本《变革中国》中，科斯认为中国缺乏创新的根源是思想市场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中国大学受到教育部的行政干预。从组织结构而言，中国大学的致命伤是缺乏自主性。大部分中国大学依靠政府资助，并在教育部的严格控制下，大学主要负责人的任命、设立学位、专业都要经过教育部的审批。换一个角度来看，通过对财政、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fbc5bacba45177232e60a2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