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日本“女性困境”能否缓解 作者：郭 佩 来源：《世界知识》 2021年第9期 文／郭 佩 新冠疫情对日本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有经济学家预测，如果没有综合有效的对策跟进，新冠疫情对女性的负面影响将远超男性，现有的性别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剧。日本近些年为了营造男女平等的社会做了多方努力，但目前看来仍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挣扎在家庭、职场、婚恋与生育的漩涡中，与男性存在越来越大的差距。 “女性活跃政策”是否奏效 2021年3月初，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布了一项围绕“利于女性工作的社会环境”的排名。该调查以经合组织（OECD）中的29个主要国家为对象，共设10项指标，包括接受高等教育的男女比例差、就业率差、工资差、男女双方可获得育儿假的多少、管理职位中女性的比例等。日本在“企业中的女性管理人员占比”和“女性议员的比例”这两项中的得分在29个国家中排名第28位，仅高于末位的韩国，足以说明日本女性参与社会决策的比例仍然很低。 实际上，日本政府在提升女性就业率、进行工作方式改革、发展育儿工作兼顾的社会环境方面推出了很多政策，如1985年制定《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1991年制定《育儿休假法》等，希望从法律层面推动男女平等。2012年底，安倍内阁在推出“安倍经济学三支箭”时提出“构建所有女性绽放光彩的社会”的目标，高调推出“女性活跃政策”，并于2015年制定了《推进女性活跃法》。在此背景下，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截至2019年6月，日本实现女性就业人数突破3000万的新纪录，女性就业率为71.3%，相较10年前提升11.3%，不逊色于欧美国家。 但为何日本女性地位仍然如此低呢？这是因为在日本“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结构根深蒂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与欧美国家一样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近50年来，欧洲多国努力创造“育儿与工作兼顾”的社会环境，以减轻女性家务、育儿以及看护的负担。但日本不论是在发展家政工、育儿嫂等市场化方面，还是在发展公共服务以实现育儿看护公共化方面，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或是“提供的不是需要的”，几乎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进展。尽管也有企业采取“配额制”（即预先规定一定数量的女性比例的制度），但日本并无强制执行的相关规定，很多时候都流于形式。安倍力推的“女性活跃政策”确实推动了女性就业，但该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少子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短缺的矛盾，并非意在促进女性成为女企业家或女政治家，也并非意在让女性拥有公共政策决定权。 “母职惩罚”进一步加剧 在世界各国，结婚和生育对女性就业都有着较大的负面影响。日本很多女性在进入婚姻之后，特别是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往往由于缺乏灵活工作制度而不得不中断就业。而中断数年后很难再回到之前正式的职场，即使回归工作，通常也会选择时间和工作内容相对灵活的岗位，从事非正式工作的占多数比例。与此同时，收入也与同龄的男性有着明显的差距。社会学家将该现象称为“母职惩罚”。事实上，女性承担了太多无偿的社会再生产职能，包括育儿、家务、看护老人等。 日本政府在新冠疫情下于2020年4月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后，作为非正式员工的女性最先面临被解雇或停工的危机。有调查显示，截至2021年2月，在由于新冠疫情而陷入失业状态的非正式劳动者中，女性数量为103万，而男性为43万。日本总务省于3月初发布的2021年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fd77ca4f1837f111f18583d049649b6649d709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