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薪与讨薪：工地政体与劳动过程的实证研究 亓 昕 现实问题：建筑工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群体？为什么连基本的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欠薪何以可能？建筑工为什么缺乏讨薪能力？为什么欠薪这个社会事实不断发生，要探讨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制度原因和形成机制。 理论问题：建筑业农民工的建构能力是如何被消解的？ （1）建筑工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2）建筑业的欠薪机制是如何形成的；（3）欠薪约束下的劳动过程是如何消解建筑工的建构能力的；（4）建筑工的建构能力是如何被消解的？（建筑工是否具备结构能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能力；工作地点的讨价还价的能力）？面对欠薪，他们是否走向团结？是什么因素导致他们之间的分化？） 对话理论： （1）马克思的工资理论 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只讲到资本家如何利用两种工资制度（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剥削工人，却没有讲到欠薪支付的问题。 （2）劳动过程理论理论 布雷弗曼，劳动过程的控制权易手、构思与执行的分离；强调机械化的大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引入使得劳动者被去技能化了，劳工被机器束缚。 布罗维提出工厂整体的概念，即从劳动过程、市场竞争、劳动力再生产和国家干预这四个方面来考察一个具体的工厂政体，将工作现场与更大范围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变迁连接起来。 后来的劳动研究者认为，布罗维提出的主体性是阶级第一的主体性，除了阶级范畴之外，工人的性别、种族、年龄和身份等多重因素也是与阶级因素共同决定着劳动的主体性特征。 劳工的主体性是他们带入工作现场的特征，并且与劳工的依赖条件密切相关。（李静君，劳工性别化；托马斯，性别和公民身份） 农民工的制度身份和网络化劳动力市场是“族群政治”和“关系霸权”的运作前提，农民身份决定了他们只能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并因此形成他们对同乡或亲属关系网络的依赖。这是中国农民工特有的主体性，而这种依赖不仅成为包工头或箱包老板的组织资源，而且成为他们控制工人劳动过程的有效方式。（闻翔，沈原）。 （3）工人阶级的团结与分化 汤普森认为阶级不是因其在生产中的结构位置而自动形成，而是人类关系中实际发生的某种东西。劳工行动不是被动地由生产过程中的位置所决定的，而是由作为主体劳动者的亲身经历、体验和对特定条件如何做出反应所决定的。 方法：（1）过程—事件分析法 （2）定量（问卷调查）与定性（工地民族志）的相结合 （3）拓展个案法 本书的观点：作者认为，欠薪是中国建筑业特有的一种机制。它的形成与农民工的制度身份、建筑业体制和建筑业农民工的工资制度密切相关。延续的社会主义传统，资本的逻辑和农民的制度身份共同作用，形成了建筑业的欠薪机制。欠薪不禁剥夺了工人的退出权，而且同时制造出班组之间和班组内部工人之间的分化。欠薪的劳动过程同时具有专制与霸权双重控制的特点。 欠薪作为劳动过程的控制手段在市场因素的作用下，剥削了劳动者自由提出的能力，将他们束缚在工地，保证了建筑业劳动过程的顺利进行。 城乡二元格局所导致的农民制度身份与社会地位的低下、与此相关的社会保障的确实都极大地削弱了他们想资方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中国建筑业欠薪机制的形成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制度传统密切相关。在建筑工地，工种分化、班组竞争、族群冲突等工地政治的种种表现被资方所利用，一方面造成和维持了欠薪制度，一方面瓦解了工人的团结与抗争。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fea29d5f5022aaea998f0f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