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途中感人至深的故事]红军长征中感人至深的生死诀别故事

三别慈母
　　1934年，刘湘围攻川陕苏区。红军撤离时，红军战士李中权的9个家人，因恶霸的报复被迫全部跟着红军长征。
　　李中权虽然与母亲同在长征队伍中，但只有过3次短暂的相见。三别母亲，最终阴阳相隔，令李中权抱憾终生。
　　第一次见面是在1934年春天，李中权在通江遇见母亲，当时两人都已经知道李中权父亲的死讯，但都在向对方隐瞒。由于身有任务，李中权匆匆离开了母亲。
　　第二次见面是在1936年3月，李中权在宝兴县意外遇到母亲。母亲拉着他的手，高兴地顾不上回答他的问话，目不转睛地瞧着他，好像永远看不够似的。
　　李中权看着才40多岁就已生出许多白发的母亲，热泪盈眶，找来傅连暲医生给母亲看病。一家人彻夜长谈，为了牺牲的家人抱头痛哭。
　　第二天一早，队伍就要出发了，李中权又一次匆匆和母亲告别，母亲叮嘱他：“孩子，你放心地走吧!不要惦记我们，你要爱惜自己，好好活着!”
　　第三次见面是在1936年5月，李中权当时任大金川独立第二师政委。他带一个排到东边红一团检查工作，路上，在丹巴东边遇见了母亲，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李中权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母亲面容极度憔悴，神情忧郁，只是呆呆地望着我，似乎累得已经不能开口了。”
　　李中权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
　　“看着坐在眼前的母亲，我真不忍心再让她这样走下去了!可眼下部队都已分批北上，我无法把母亲妥善安置下来，也无法为母亲提供更多的帮助。但我知道，再往前走就是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身患重病的母亲还能走过去吗?想到这些，我的心简直要碎了。我望着母亲，心里暗想：这可能是我与母亲的最后一次相见了，一定要好好看看我的母亲……
　　“这时，通信员提醒我说：‘政委，我们的队伍已经走远了。’我看着已经远去的队伍，想到就要与母亲分别了，心如刀绞。我对母亲说：‘娘，你还是在这里养养身子再走吧。’母亲听后无力地摇摇头，什么也没说。这时，通信员看看我，说：‘政委，要不就把我留下来照顾大娘吧!’通信员的话真让我有些动心了。
　　“没想到母亲却坚定的说：‘不成，队伍上的红军一个也不能少!我两年都坚持下来了，还愁走不到陕北?’这时，通信员再次提醒我说：‘政委，队伍都走远了。’母亲也用颤抖的声音催促我说：‘孩子，你们快走吧，别误了队伍上的大事呀。’我很想为母亲再留点什么，但摸摸口袋，盐巴、银元都没有了，便在无奈之中取出公文纸，给后续部队的一个政委写了便条，请帮助照顾一下我的母亲，然后把这张便条交给了母亲。我向母亲辞行时，母亲双眼满含泪水凝望着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望着远去的队伍，牵过战马，把它交给了中柏弟弟，留给母亲乘坐。”
　　李中权的母亲后来在过草地时去世了。多年以后，当李中权知道母亲去世的具体情况后，他含泪写下一段话纪念母亲：“我亲爱的母亲，儿时时刻刻都在怀念您，此种心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娘呀，你同父亲一样，是生得苦，死得苦;但父母长征途中生得光荣，死得伟大!这种精神是能够荣传万代，光照千秋的!我亲爱的母亲你安息吧!”
　　不幸而又伟大的母亲们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这样写道：“毛(泽东)的另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一九三二年出生于瑞金，名叫小毛，长征时也留下了。一九三三年贺子珍又早产了一个男孩，是由傅连暲大夫接生的。但是这个孩子没有成活。长征时贺子珍在西行途中，又怀孕了。”
　　英国作家李爱德和马普安，曾专门去寻找贺子珍留在长征路上孩子的下落，并在《两个人的长征》中详细记下了找寻的全过程，但是最终只能写道：“这个谜至今仍未解开”。
　　长征胜利多年以后，贺子珍曾哀伤地回忆：“长征路上生的这个女孩子，我连看都没看清楚她长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具体是在什么地方，送给了什么人家。我也无法知道她今天的死活。”
　　在长征途中，曾玉是另一个在战火中生下孩子的女红军。
　　曾玉是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的妻子，本来不在长征的名单中。但她实在舍不得离开红军，舍不得离开自己的丈夫。竟然挺着7个月大的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一路走了下来，成了名副其实的编外成员。
　　因为是“编外”，曾玉没有口粮和装备，只能凭着一名战士坚强的毅力，和战友们对她的接济苦苦支撑。
　　部队在翻越老山界时，正遇追兵迫近，曾玉肚子疼得厉害，马上就要生了。董必武找来担架抬着她走，可没走多远，抬担架的民夫在遭到敌人袭击时放下担架跑了。曾玉只好骑上钱希均找来的马，颠簸中，鲜红的血顺着她的腿流下来，把马鞍上垫着的被子都湿透了。
　　追兵越来越近，女红军们只好把她从马上扶下来，搀着她走。可是经过一路颠簸和惊吓，曾玉怎么也走不动了。大家架着曾玉一步一个血印朝前走，想找一个稍微安静和安全点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但莽莽山林中，不见一户人家。几个女红军只好找来一把枯草，把曾玉围起来。孩子就出生在了这把枯草上。
　　这是红军长征途中的第一个婴儿，可还没等她睁开眼睛，母亲就只能把她留在出生的地方，期待能有人收养……
　　孩子的哭声还在继续，女红军们只能架起欲哭无泪的曾玉继续赶路。因为，这位年轻的女人不仅是母亲，更是一位战士，纵然有千般不舍，也只能含泪前进!
　　1936年，红四方面军第3次过草地时，妇女干部李金莲就要生了，草地一望无垠，妇女部的工作人员只好在距离大部队行军道旁不远的地方围成一个圈，李金莲就在这个圈中生下了孩子。
　　孩子生下后，大家你扯一块衣襟、他凑一块布，勉强把孩子包裹起来，走出了草地。
　　在甘肃峨州时，政治部主任傅钟代表组织劝李金莲：“战争环境带小孩很不方便。为了行军、作战，组织上希望你把孩子送给老百姓吧。”
　　李金莲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经过了多么大的痛苦，才生下孩子，面对自己的亲骨肉，她如何能舍得把他送人。
　　但作为一名红军战士，她别无选择，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只好含泪把孩子送给当地的老乡。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把心头肉舍掉的那种痛，比流血割肉更要疼上百倍!
　　生死诀别中的真挚爱情
　　1934年9月，红军为了做好战略转移准备，开始拟定随军行动人员名单。想要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必须先经过体检关。
　　和董必武结婚才两年的陈碧英，对丈夫的感情很深，压根没有想过自己会被留下来，然而，由于她的身体条件不达标，且有孕在身，组织上决定让她留下来。
　　陈碧英如何舍得与丈夫分离，哭着央求董必武去帮她求情，让她一起参加长征。董必武没有答应陈碧英的请求，劝她接受组织的安排。
　　可在两人告别时，董必武又是那样依依不舍。陈碧英眼泪汪汪，手帕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董必武实在忍不住了，狠狠心坚决把她劝了回去。
　　临别时，陈碧英把系在腰间的小手电筒解下来，送给董必武，哽咽着说：“你年纪大了，晚上走夜路多留心呀!”
　　陈碧英从此下落不明。对于董必武与陈碧英，这一别，就是一生。董必武把爱妻临别时送给他的手电筒视若珍宝，一直带着它走完长征。
　　不难想象，在董必武的心头，有多少对妻子的愧疚，有多少对妻子的思念。但是，为了党的事业，他只有独自忍受思念的痛苦，在革命的路上奋勇前进。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为了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和打通国际通道，中央决定组建西路军，西渡黄河向河西走廊进军。
　　吴仲廉随丈夫曾日三调入红9军，任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已经怀有8个月身孕的吴仲廉，不久后在张掖西北的临泽县生下了一个男孩。此时，曾日三对嗷嗷待哺的孩子和虚弱的妻子根本无暇照顾。
　　1937年3月14日，在康龙寺南石窝附近，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被迫决定：将现有兵力和人员分为左、右两个支队进行游击活动，等待与党中央派出的援西军会合。李先念和李卓然率领的左支队向西行进了几天后，为便于主力机动，决定成立一支干部支队，由毕战云任队长，曾日三任政委，与主力分开行动。吴仲廉也在这支队伍中。干部支队离开主力后，多次与敌人遭遇。一天傍晚，当他们到达北川门时，马家军骑兵像海啸一样汹涌袭来。为了掩护伤病员和妇女突围，政委曾日三亲自担任火力掩护。因寡不敌众，部队陷入敌人的紧密包围之中。
　　敌人凶狠地嚎叫着：“当官的出来，否则统统杀掉!”曾日三挺身而出，他一边高呼“红军万岁”,一边拉响了身上最后一颗手榴弹。
　　目睹丈夫壮烈牺牲,吴仲廉心如刀绞。被敌人俘虏后,她仍然坚持斗争。直到抗战爆发后,才被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从南京晓庄“反省院”营救出狱。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长征中的爱情，无时无刻不面临着生死考验，有时候一转身就是永别……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进行战略转移。为了隐蔽，一般都是在黄昏或下半夜出发，队伍在黑暗的笼罩下悄悄地离开驻地。
　　临行前，徐特立去看望瞿秋白。瞿秋白把自己的马换给了徐老，并让自己身强力壮的马夫跟着徐老踏上了长征路，自己支撑着瘦弱的病体看着朝夕相处的战友远去。
　　瞿秋白被捕后，临刑前镇定自若，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
　　林伯渠与何叔衡在梅坑依依惜别。何叔衡为林伯渠践行，对酒畅饮，彻夜长谈。分别时，何叔衡脱下自己的毛衣，赠给即将远行的战友。林伯渠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了惜别诗《别梅坑》：“去留心绪都嫌重， 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何叔衡后来被敌人包围，发誓说：“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最终英勇就义。
　　叶剑英长征离开于都时，刘伯坚为他践行，两位战友对酒畅叙，诉说衷肠，心情非常沉痛。后来刘伯坚被捕，在移囚时，他拖着沉重的脚镣，气宇轩昂地走过大街，写下了壮烈诗篇《带镣行》：“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就在《中央日报》登出这首诗的当天，刘伯坚倒在了刑场的血泊之中。叶剑英知道后赋诗一首，怀念这位战友：“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长征途中，红军倒下的战友更多，甚至可能每走一步，就是诀别。
　　《西陲血路》里记载了老红军赵连成过草地时，一路照顾他的班长离开他的情景：
　　“……天黑了，就在这棵大树下，平了一块地方，铺上些树叶子，准备睡觉。班长在黑暗中说：‘明天我起来做饭，路难走，你多休息一会吧。’
　　“雨停后，天快亮了，我悄悄地爬起来，想给班长煮点牛皮汤喝。
　　“汤煮好后，盛在碗里，我端着去喊他。一连几声，他都没有答应。我心跳加快，掀开被单一看，他眼睁得大大的，全身僵硬了……”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开始执行张国焘制定的《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
　　当时，情况十分严峻，敌人的前卫部队正和红四方面军担任掩护的部队激烈交火，主力部队只有翻越夹金山进入康定、道孚、炉霍地区才能摆脱强敌的追击。在夹金山脚下，1000多名红军伤病员被留在了那里。而5000多米高的夹金山，积雪过膝，即便是身体强壮的战士也难以承受，把1000多名在百丈关、天全一带战斗中负伤的伤员抬上去，无异于将他们直接送进鬼门关，而且必然会有更多的红军战士陪着他们死去。
　　老红军何福圣回忆道：“红军指战员都明白：这是必然的选择……已经开始登山的红军战士不忍离去，回头注视着山脚下密密麻麻或躺或卧的一大片伤员，那是他们亲密无间的同志、生死与共的好战友啊!数万名军人的哭声惊天动地，震撼着冰雪覆盖的夹金山……那是我何福圣今生今世也永远忘不掉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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