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御史台写的诗-苏轼的诗词《御史台榆槐竹柏四首•竹》赏析

副标题:苏轼的诗词《御史台榆槐竹柏四首•竹》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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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鉴赏# 导语】元丰二年(1079),苏轼由于和新党政见不合而发生剧烈冲突,他的诗文被人断章取义,被指责为“讥讽文字”,于阴历八月十八日入狱,史称“乌台诗案”。这四首诗作于狱中。下面就和©文档大全网一起来了解下苏轼的诗词《御史台榆槐竹柏四首•竹》赏析,欢迎阅读!




  《御史台榆槐竹柏四首•竹》


  宋•苏轼


  今日南风来,吹乱庭前竹。


  低昂中音会,甲刃纷相触。


  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


  风霁竹已回,猗猗散青玉。


  【赏析】


  苏轼爱竹,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令人俗”,可见竹是苏轼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诗人何以对竹子情有独钟,这首诗便给出了一个答案。苏轼因乌台诗案被囚禁在御史台,而御史台前的竹子,便成了诗人情感的寄托。那风雪中的竹子显得孤寂冷落,它虽处于恶劣的环境中,却仍有凛然不可侵犯的风姿,那“可折不可辱”的风骨,是诗人最为敬重的。“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两句,歌咏竹子柔韧刚毅的坚强品格。这两句妙在表面咏竹,实则抒写一己胸怀,写自己虽处逆境却刚正自持,宁可受尽摧残,也不接受任何污辱。现可用以咏竹,也可用来赞美那种身处逆境却有不可摧折的意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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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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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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