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直言命题,委员直言：三成医护人员不知医改政策

高彦彬委员
医改不能“两头热中间凉”
一项对本市1500余名隶属不同单位、不同岗位的医务人员的调查发现，医务人员对医改政策总体缺乏了解，“30%的医务人员对医改政策不了解，60%的医务人员对其略有了解”。
针对这一现象，市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副院长高彦彬表示，医改不能变成“政府百姓两头热，医务人员中间凉”。
高彦彬介绍，由于医务人员参与医改缺乏制度保障，82%的医务人员从未在医改政策制定或实施过程中表达过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高彦彬建议，建立医务人员咨询委员会制度，与现有的人大、政协、听证会等公民参与制度形成有机互补；借助新媒体，打造广泛、开放的沟通互动平台；发挥党派团体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培养医务人员参与医改的能力和水平；深化医药卫生重点领域改革，提升医务人员主动参与医改的热情和积极性。
敖虎山委员
全面实施按病种付费
针对百姓反映强烈的“大处方”、“滥检查”问题，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麻醉科的主任医师敖虎山委员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现有的医保付费模式不够合理，而国家对医院补贴又不到位，造成医院生存压力过大。
“应当加快推进DRG模式，从机制上打破收入与处方之间的利益链，防止出现过度医疗。”敖虎山表示，DRG是指按病种分组付费，医保根据疾病种类预付相应额度的钱，在此范围内，由医院自行掌控。“以心脏搭桥手术为例，方法都一样，设备也一样，同等情况下应当价格一致。而事实上，全市平均花费大概在9万元，而阜外可能只需要6万元，我们就要思考这中间的3万元多在哪里。
前不久，敖虎山专程到德国进行调研。他发现，实行该模式以后，德国医保从亏损40亿元到现在稳步增长，医院的活力也得到激发。
北京2011年8月便启动了6家医院试点按病种分组付费。但敖虎山觉得试点力度仍然不够，“现在只针对部分病种开展，顶层设计上还太粗糙。”他认为，医保应该有严格的审核制度和监控系统，一旦发现违规操作，及时予以重罚，避免医院出现“选择病人”等情况。
程凯委员
早期干预减少“小眼镜”
“近视眼的发病其实也是有窗口期的，早在变成近视眼几年之前就基本定了。”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程凯呼吁在幼儿阶段就对孩子视力进行评估，发现问题早期干预，降低近视眼发病率。
“如果合适地选择窗口期进行干预，近视眼发病率能很快降下来！”程凯解释说，孩子眼睛的发育过程是由原来远视的眼睛向正视眼结构发育的，比如6岁左右时，孩子的眼睛应该还保留150度至200度的远视，所以那个时候应该看不到5.0的视力表，只能看到4.8或者4.9。在这个发育过程中，如果排除遗传因素，孩子5岁时的远视只有100度了，甚至生理性远视没了，那么他就一定是有近视趋势的。放任不管，就会很快发展成近视。“其实早在孩子变成近视眼几年之前，他就已经是一个将来肯定是近视眼的孩子了。如果能在孩子幼儿期时就进行合理评估，发现有近视眼趋势就给予一定的干预，比如有的就是望远、少吃甜食等，就能够延缓甚至避免近视眼的发病。”
委员激辩
女医师可否实行弹性退休制
“女医师在55岁到65岁的时候，应该还算年富力强，并且经验丰富，能在自愿基础上，结合单位工作需要和社会需求，实行弹性退休制，而非一刀切。”小组讨论会上，市政协委员、北医三院副院长高炜的一席话，引发了一场讨论。
首都儿科研究所副所长张霆委员认为，女医师应该与男医师同工同酬同年龄退休，“现在很多医院，女医师一到55岁，计算机系统上立马就把她归入退休行列。”在张霆看来，这种情形不仅“尴尬”，而且是种“浪费”。“我曾特意向国外医生打探行情，人家告诉我说，自己七十多岁都还在看门诊呢！”
“张委员，您关于退休年龄的想法，咱这里面的李萍委员已经明确表示不同意了。”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王杉委员打断了张霆的发言，“其实可以调研一下女医师自己的意愿，看看到底有多少是希望延长的。”
李萍委员接话说道，“像我们医院女的到了55岁，都着急想回去，之前出门诊的，退休以后还可以多点执业。”
“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相对弹性的政策，比如在一定的年龄范围内，让女医师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等因素自行选择。”高炜话音刚落，张霆便点头表示赞成，“一些大夫有自己的目标，真正做成事的时候，也要55岁到65岁左右，弹性退休符合她们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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