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宝典app|国学宝典《左传》：哀公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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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公十八年》

　　【原文】

　　【传】十八年春，宋杀皇瑗。公闻其情，复皇氏之族，使皇缓为右师。

　　巴人伐楚，围。初，右司马子国之卜也，观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师至，将卜帅。王曰：「宁如志，何卜焉?」使帅师而行。请承，王曰：「寝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孙宁、吴由于、薳固败巴师于，故封子国于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其是之谓乎!《志》曰：『圣人不烦卜筮。』惠王其有焉!」

　　夏，卫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齐。卫侯辄自齐复归，逐石圃，而复石魋与大叔遗。

　　【译文】

　　十八年春季，宋国杀了皇瑗。宋景公听说了他们的情况，恢复了皇氏的家族，派皇缓做了右师。

　　巴人进攻楚国，包围鄾地。当初，右司马子国占卜，观瞻说：“符合你的意愿。”所以就命令他做了右司马。等到巴军来到，将要占卜统帅的人选。楚惠王说：“宁已经符合意愿，还占卜什么?”派他领兵出行。请求任命副手，楚惠王说：“寝尹、工尹，都是为先君出过力的人。”三月，楚国的公孙宁、吴由于、薳固在鄾地击败巴军，所以把析地作为子国的封邑。

　　君子说：“惠王了解人的意愿。《夏书》说：‘占卜的官员只有能够审察判断人的意愿，然后才使用龟甲。’说的就是这个吧!《志》说，‘圣人用不着占卜占筮’，楚惠王大概就能这样。”

　　夏季，卫国的石圃赶走了他的国君起，起逃亡到齐国。卫出公辄从齐国重新回国，赶走了石圃，恢复了石魋和太叔遗原来的官职。

　　扩展阅读：

　　史学地位

　　《左传》的瞩目成就，首先在于它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而内容详实的史学钜编，在古代史学发展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春秋战国之际，我国文化的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史学的演进也是如此。就可靠文献来看，此前先后问世的少量著作，不论是今存《尚书》中的部分编帙，还是各诸侯国编纂的史籍（诸如《春秋》之类）等，内容一般都比较零散、简约，载事也往往只是列述一些纲目。而《左传》以近二十万言的规模，全面、系统记载春秋一代大事，广泛涉及周王朝和晋、鲁、楚、郑、齐、卫、宋、吴、秦、越、陈等十多个诸侯国，并且屡见追记西周与商殷、甚至有夏以前时期的史实。它采用编年记事的方式，虽然以《春秋》为纲，然而其记事范围之广，叙述内容的具体、详赡，则大大超出了《春秋》。

　　《左传》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史书的编纂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左传》为后世所提供的春秋及其以前阶段之大量的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以及其它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是此前或相同时期的任何其它一部史所难以企及和不能比拟的。它对于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大事的可靠记载，填补了空白，有助于后人对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全面了解，弥足珍贵。

　　作为一部编纂于两千多年前的史著，《左传》另一引人注目之点，是它在记事中还体现了有积极意义的指导思想和撰写原则，从而开创了我国古代史书编纂的优良传统。首先，《左传》面对纷纭史实敢于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所记事件与人物具有很高的历史真实性。

　　全书对于周王与诸侯、诸侯之间以及诸侯国内部的明争暗斗的具体载述，对于此一时期众多人物崇高与卑下、光明与丑恶之不同表现的真切叙写，都体现出一种真正史家的目光与胆识。班固称司马迁为“良史”，其实早自《左传》，可以说这种“良史”精神已经始发其端了。

　　其次，《左传》在真实记事的基础上又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不仅在史料取舍或事件的叙述中往往表现出爱憎与臧否的不同态度，而且，还常以“君子曰”形式直接评人论事，或给予谴责，或表示痛惜，或加以赞扬等等。这些评论，有的是作者的“自为之辞”，有的也许是“出自时人”而“为左氏认同”之语，都显示着鲜明的是非评价，展现了《左传》作者的史识和史德。

　　再次，《左传》对历史人物的褒贬，集中体现了对仁、义、礼、德等道德规范的肯定。由于这类道德观念大体属于儒学的范畴，而两汉以后，儒学被定于一尊，此道德观念逐渐融入正统思想，成为传统文化之相当重要的评价体系，由是决定了后世史家对于《左传》的上述道德观也总是持认同和承袭的态度。另外，《左传》虽未完全否认天命鬼神，却极力强调人事作为，重视民心向背的重大政治作用，反对“困民之主”，都突出地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发轫于春秋战国（或稍前）的民本思想，经《尚书》、《左传》以及《国语》、《孟子》等典籍的推重，不断得到后世史家的继承、发扬，形成了贯穿于我国古代史学精神传统的一条引人注目的红线，其积极意义已不限于史学此一领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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