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 导语】地球和社会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成败都怨不得别人,因此关键是要具备远见和避免群体决策失误,而这需要全社会认识的深化以及意见的公开博弈。
《崩溃》一书的主要观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个建立在脆弱生态之上的社会,环境恶化往往引发社会崩溃。毫无疑问,在作者戴蒙德看来,地球的生态平衡是非常敏感和脆弱的,因此他反复敲响警钟:既然我们暂时没有另外一个星球可以过活,那么不要通过摧毁自己的生存基础来谋求发展,因为那不仅愚蠢,而且危险。
这个观点其实并不新鲜,随着对地球承受能力的了解日益深化,很多人都意识到,无限索取不可能是持续的,地球母亲的奶水迟早会枯竭;按科幻小说那个早熟的预言《弗兰肯斯坦》,到时人类会被自己亲手创造的怪物所毁灭。但贾雷德·戴蒙德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以文明/社会为单位,以法医解剖的方式来进行病理分析。他对复活节岛和格陵兰两个孤立文明的论断尤其带有死亡诊断书的味道,并带着一种隐喻的方式暗示我们:如果仍然那么愚蠢,那么这也可能成为整个地球文明的命运。
但有句话说,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很少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为了证明这一点,作者列举了几个典型的案例加以分析,其位置散布在地球各个角落:复活节岛、格陵兰、卢旺达、海地和多米尼加……这一取样显然是精心选择的,地形、植被、气候、文明都有很大差异,各自具有指标性。更重要的是:这些地点都带有一种“实验室环境”的特征:相对孤立、变量有限、大到足够具有代表性但不至于太大以致因素错综复杂难以分析。这样便于作者在实验器皿之外像上帝一样观察着该社会的成败兴亡,对他来说,实际上地球也是一个巨大的、正进行极其复杂化学反应的实验室,只是对这一实验,我们输不起。
这一思维方式本身是典型西方式的,十多年前的“生物圈2号”实验就是其产物。当时科学家们在亚利桑那沙漠中模拟地球环境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密闭实验室,作为火星殖民地的模型。实验的失败加深了人们的如下认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以及,人类尚未成为上帝。因此,我们目前的选择就是在这个“有限地球时代”,谨慎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直到相当晚近的时代,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大自然有能力保护自己,极少有人设想人类干预的破坏性后果,原因之一是在技术不发达的时代,人们对环境的反作用力相对微小,环境能够自然恢复。正因此,很多传统社会其实并不像现代人想象中的那样热爱环境,相反,古代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一旦成为人类殖民地,都伴随着一波大型动物的灭绝和生态变迁。现代环境恶化的加剧只是因为技术发达后破坏性更强,而对神灵的敬畏却下降了,获得了神一般的力量却像恶棍一样予以滥用,这基本上被视为现代环境问题的根源。既然我们不可能退回到原始技术时代,那么敬畏自然和生命,也许是有限的选择之一。
在真正觉察到大难临头之前,人们通常很少预见到即将到来的危机。在环境问题上人类向来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作者用两个名词“悄悄变化的常态”和“景观失忆”来描述这一危险,通俗地说也就是“温水煮青蛙”:人们往往对缓慢的变化失去警惕和记忆。但问题在于:当剧变到来时,一切都已晚了。生态崩溃到来的时候,无人可以幸免,就像空气污染面前,也是人人平等。
和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论述的一样,作者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总是与地理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避免再次被扣上“地理决定论”的帽子,他在本书中对论点进行了更谨慎的阐述。虽然他全书都在强调生态崩溃导致社会崩溃,但同时又补充说“没有一个社会的崩溃可以完全归咎于环境变化”,它是条件之一,但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尽管社会崩溃未必由生态崩溃引起,但生态崩溃却几乎总是引起社会崩溃,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幸,由于对这一问题的过分关注,他在解释某些问题时总是易于受到诱惑,例如将卢旺达*归因于人口压力。但人口压力更大的印度比哈尔邦也未爆发*,而爆发种族清洗的波黑也谈不上有什么人口压力,*只能用集体暴力的政治来解释。
人类文明在地球摇篮里已经生存了五千年,如今在一种增长的绝望情绪之中,才开始反省:我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地球?这么说是因为地球的未来正日益取决于人类的喜好。享受了地球哺育的人类,有必要进入一个反哺的时代,而这也就意味着必须改变我们的文明。作者再三强调:人类社会的应对、决策,对环境和社会的命运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这种决定性未来只可能更强。说到底,地球和社会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成败都怨不得别人,因此关键是要具备远见和避免群体决策失误,而这需要全社会认识的深化以及意见的公开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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