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宝典app|国学宝典《左传》：文公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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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公十六年》

　　【原文】

　　【经】十有六年春，季孙行父会齐侯于阳谷，齐侯弗及盟。夏五月，公四不视朔。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齐侯盟于郪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毁泉台。楚人、秦人、巴人灭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传】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齐平。公有疾，使季文子会齐侯于阳谷。请盟，齐侯不肯，曰：「请俟君间。」

　　夏五月，公四不视朔，疾也。公使襄仲纳赂于齐侯，故盟于郪丘。

　　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国，如先君之数秋八月辛未，声姜薨，毁泉台。

　　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

　　楚人谋徙于阪高。蒍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住。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自庐以往，振廪同食。次于句澨。使庐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扬窗。三宿而逸，曰：「庸师众，群蛮聚焉，不如复大师，且起王卒，合而后进。」师叔曰：「不可。姑又与之遇以骄之。彼骄我怒，而后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陉隰也。」又与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鱼人实逐之。

　　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乘馹，会师于临品，分为二队，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

　　宋公子鲍礼于国人，宋饥，竭其粟而贷之。年自七十以上，无不馈诒也，时加羞珍异。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国之才人，无不事也，亲自桓以下，无不恤也。公子鲍美而艳，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夫人助之施。昭公无道，国人奉公子鲍以因夫人。

　　于是华元为右师，公孙友为左师，华耦为司马，鳞鱼雚为司徒，荡意诸为司城，公子朝为司寇。初，司城荡卒，公孙寿辞司城，请使意诸为之。既而告人曰：「君无道，吾官近，惧及焉。弃官则族无所庇。子，身之贰也，姑纾死焉。虽亡子，犹不亡族。」既，夫人将使公田孟诸而杀之。公知之，尽以宝行。荡意诸曰：「盍适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国人，诸侯谁纳我?且既为人君，而又为人臣，不如死。」尽以其宝赐左右以使行。夫人使谓司城去公，对曰：「臣之而逃其难，若后君何?」

　　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将田孟诸，未至，夫人王姬使帅甸攻而杀之。荡意诸死之。书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无道也。

　　文公即位，使母弟须为司城。华耦卒，而使荡虺为司马。

　　【译文】

　　十六年春季，周王朝历法的正月，鲁国与齐国议和。文公生病，派季文子和齐懿公在阳穀会见。季文子请求盟誓，齐懿公不肯，说：“请等贵国国君病好了再说吧。”

　　夏季，五月，文公四次没有在朔日听政，这是由于生重病的缘故。文公派襄仲向齐懿公馈送财礼，所以就在郪丘结盟。

　　有蛇从泉宫出来，进入国都，共十七条，和先君的数目一样。秋季，八月初八日，声姜死，因此拆毁了泉台。

　　楚国发生大饥荒，戎人攻打它的西南部，到达阜山，军队驻扎在大林。又进攻它的东南部，到达阳丘，以进攻訾枝。庸国人率领蛮人们背叛楚国，麇国人率领百濮聚集在选地，准备攻打楚国。在这时候，申地、息地的北门不敢打开。

　　楚国人商量迁到阪高去。蒍贾说：“不行。我们能去，敌人也能去，不如攻打庸国。麇国和百濮，认为我们遭受饥荒而不能出兵，所以攻打我们。如果我们出兵，他们必然害怕而回去。百濮散居各处，将会各回各的地方，谁还有空来打别人的主意?”于是楚国就出兵，过了十五天，百濮就罢兵回去了。

　　楚军从庐地出发以后，每到一地就打开仓库让将士一起食用。军队驻扎在句澨。派庐戢梨进攻庸国，到达庸国的方城。庸国人赶走楚军，囚禁了子扬窗。过了三个晚上，子扬窗逃跑回来，说：“庸国的军队人数众多，蛮人们聚在那里，不如再发大兵，同时出动国君的直属部队，合兵以后再进攻。”师叔说：“不行。姑且再跟他们交战使他们骄傲。他们骄傲，我们奋发，然后就可以战胜，先君蚡冒就是这样使陉隰归服的。”楚军又和他们接战，七次接战都败走，蛮人中只有裨、鯈、鱼人追赶楚军。庸国人说：“楚国不足以一战了。”就不再设防。

　　楚庄王乘坐驿站的传车，在临品和前方部队会师，把军队分做两队：子越从石溪出发，子贝从仞地出发，以进攻庸国。秦军、巴军跟随着楚军，蛮人们服从楚王，和他结盟，就把庸国灭亡了。

　　宋国的公子鲍对国人加以优礼，宋国发生饥荒，把粮食全部拿出来施舍。对年纪在七十岁以上的，没有不送东西的，还按时令加送珍贵食品。没有一天不进出六卿的大门。对国内有才能的人，没有不加事奉的;对亲属中从桓公以下的子孙，没有不加周济的。公子鲍漂亮而且艳丽，宋襄公夫人想和他私通，公子鲍不肯，襄公夫人就帮助他施舍。宋昭公无道，国内的人们都由于襄公夫人的关系而拥护公子鲍。

　　当时，华元做右师，公子友做左师，华耦做司马、鳞鱹做司徒，荡意诸做司城，公子朝做司寇。当初，司城荡死了，公子寿辞掉司城的官职，请求让荡意诸担任。后来告诉别人说：“国君无道，我的官位接近国君，很怕祸患引到身上。如果丢掉官职不干，家族就无所庇护。儿子，是我的代表，姑且让我晚点死去。这样，虽然丧失儿子，还不致于丧失家族。”不久以后，襄公夫人准备让宋昭公在孟诸打猎而乘机杀死他。宋昭公知道以后，带上了全部珍宝而出行。荡意诸说：“何不到诸侯那里去?”宋昭公说：“得不到自己的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人们的信任，诸侯谁肯接纳我?而且已经做了别人的君主，再做别人的臣下，不如死了好。”昭公把他的珍宝全部赐给左右随行人员，而让他们离去。襄公夫人派人告诉司城荡意诸离开宋昭公，司城回答说：“做他的臣下，而又逃避他的祸难，怎么能事奉以后的国君呢?”

　　冬季，十一月二十二日，宋昭公准备去孟诸打猎，没有到达，襄公夫人王姬派遣帅甸进攻并杀死了他，荡意诸为此死了。《春秋》记载说“宋人弑其君杵臼”，这是由于国君无道。宋文公即位，派同母弟做了司城。华耦死后，派荡虺担任司马。

　　扩展阅读：

　　史学地位

　　《左传》的瞩目成就，首先在于它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而内容详实的史学钜编，在古代史学发展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春秋战国之际，我国文化的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史学的演进也是如此。就可靠文献来看，此前先后问世的少量著作，不论是今存《尚书》中的部分编帙，还是各诸侯国编纂的史籍（诸如《春秋》之类）等，内容一般都比较零散、简约，载事也往往只是列述一些纲目。而《左传》以近二十万言的规模，全面、系统记载春秋一代大事，广泛涉及周王朝和晋、鲁、楚、郑、齐、卫、宋、吴、秦、越、陈等十多个诸侯国，并且屡见追记西周与商殷、甚至有夏以前时期的史实。它采用编年记事的方式，虽然以《春秋》为纲，然而其记事范围之广，叙述内容的具体、详赡，则大大超出了《春秋》。《左传》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史书的编纂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左传》为后世所提供的春秋及其以前阶段之大量的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以及其它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是此前或相同时期的任何其它一部史所难以企及和不能比拟的。它对于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大事的可靠记载，填补了空白，有助于后人对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全面了解，弥足珍贵。

　　作为一部编纂于两千多年前的史著，《左传》另一引人注目之点，是它在记事中还体现了有积极意义的指导思想和撰写原则，从而开创了我国古代史书编纂的优良传统。首先，《左传》面对纷纭史实敢于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所记事件与人物具有很高的历史真实性。全书对于周王与诸侯、诸侯之间以及诸侯国内部的明争暗斗的具体载述，对于此一时期众多人物崇高与卑下、光明与丑恶之不同表现的真切叙写，都体现出一种真正史家的目光与胆识。班固称司马迁为“良史”，其实早自《左传》，可以说这种“良史”精神已经始发其端了。其次，《左传》在真实记事的基础上又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不仅在史料取舍或事件的叙述中往往表现出爱憎与臧否的不同态度，而且，还常以“君子曰”形式直接评人论事，或给予谴责，或表示痛惜，或加以赞扬等等。这些评论，有的是作者的“自为之辞”，有的也许是“出自时人”而“为左氏认同”之语，都显示着鲜明的是非评价，展现了《左传》作者的史识和史德。再次，《左传》对历史人物的褒贬，集中体现了对仁、义、礼、德等道德规范的肯定。由于这类道德观念大体属于儒学的范畴，而两汉以后，儒学被定于一尊，此道德观念逐渐融入正统思想，成为传统文化之相当重要的评价体系，由是决定了后世史家对于《左传》的上述道德观也总是持认同和承袭的态度。另外，《左传》虽未完全否认天命鬼神，却极力强调人事作为，重视民心向背的重大政治作用，反对“困民之主”，都突出地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发轫于春秋战国（或稍前）的民本思想，经《尚书》、《左传》以及《国语》、《孟子》等典籍的推重，不断得到后世史家的继承、发扬，形成了贯穿于我国古代史学精神传统的一条引人注目的红线，其积极意义已不限于史学此一领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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