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宝典app]国学宝典《左传》：文公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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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公五年》

　　【原文】

　　【经】五年春王正月，王使荣叔归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风。王使召伯来会葬。夏，公孙敖如晋。秦人入鄀。秋，楚人灭六。冬十月甲申，许男业卒。

　　【传】五年春，王使荣叔来含且賵，召昭公来会葬，礼也。

　　初，鄀叛楚即秦，又贰于楚。夏，秦人入鄀。

　　六人叛楚即东夷。秋，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

　　冬，楚公子燮灭蓼，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

　　晋阳处父聘于卫，反过宁，宁嬴从之，及温而还。其妻问之，嬴曰;「以刚。《商书》曰：『沈渐刚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没乎。天为刚德，犹不干时，况在人乎?且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惧不获其利而离其难，是以去之。」

　　晋赵成子，栾贞子、霍伯、臼季皆卒。

　　【译文】

　　五年春季，周襄王派遣荣叔前来致送含在死者口中的玉和丧仪，召昭公来参加葬礼，这是符合礼仪的。

　　当初，鄀国背叛楚国亲近秦国，后来又倾向楚国。夏季，秦国进入鄀国。六国人背叛楚国亲近东夷。秋季，楚国的成大心、仲归带兵灭亡了六国。

　　冬季，楚国的公子燮灭亡蓼国。臧文仲听到六国和蓼国灭亡，说：“皋陶、庭坚没有人祭祀了。德行不建立，百姓没有人救援，可悲啊!”

　　晋国的阳处父到卫国聘问，回国时路过甯地，甯嬴愿意跟着他。甯嬴到达温地又回来了，他妻子问他，甯嬴说：“太刚强了。《商书》说：‘深沉的人要用刚强来克服，爽朗的人要用柔弱来克服。’那个人只具备其中之一，恐怕不得善终吧!上天纯阳，属于刚强的德行，尚且不触犯寒暑四时运行的次序，何况人呢?而且华而不实，就会聚集怨恨。触犯别人而聚集怨恨，不能够安定自身。我是害怕不能得到利益反而遭到祸害，因此才离开他。”

　　晋国的赵成子、栾贞子、霍伯、臼季都已经去世了。

　　扩展阅读：

　　左传史学地位

　　《左传》的瞩目成就，首先在于它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而内容详实的史学钜编，在古代史学发展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春秋战国之际，我国文化的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史学的演进也是如此。就可靠文献来看，此前先后问世的少量著作，不论是今存《尚书》中的部分编帙，还是各诸侯国编纂的史籍（诸如《春秋》之类）等，内容一般都比较零散、简约，载事也往往只是列述一些纲目。而《左传》以近二十万言的规模，全面、系统记载春秋一代大事，广泛涉及周王朝和晋、鲁、楚、郑、齐、卫、宋、吴、秦、越、陈等十多个诸侯国，并且屡见追记西周与商殷、甚至有夏以前时期的史实。它采用编年记事的方式，虽然以《春秋》为纲，然而其记事范围之广，叙述内容的具体、详赡，则大大超出了《春秋》。《左传》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史书的编纂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左传》为后世所提供的春秋及其以前阶段之大量的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以及其它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是此前或相同时期的任何其它一部史所难以企及和不能比拟的。它对于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大事的可靠记载，填补了空白，有助于后人对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全面了解，弥足珍贵。

　　作为一部编纂于两千多年前的史著，《左传》另一引人注目之点，是它在记事中还体现了有积极意义的指导思想和撰写原则，从而开创了我国古代史书编纂的优良传统。首先，《左传》面对纷纭史实敢于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所记事件与人物具有很高的历史真实性。全书对于周王与诸侯、诸侯之间以及诸侯国内部的明争暗斗的具体载述，对于此一时期众多人物崇高与卑下、光明与丑恶之不同表现的真切叙写，都体现出一种真正史家的目光与胆识。班固称司马迁为“良史”，其实早自《左传》，可以说这种“良史”精神已经始发其端了。其次，《左传》在真实记事的基础上又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不仅在史料取舍或事件的叙述中往往表现出爱憎与臧否的不同态度，而且，还常以“君子曰”形式直接评人论事，或给予谴责，或表示痛惜，或加以赞扬等等。这些评论，有的是作者的“自为之辞”，有的也许是“出自时人”而“为左氏认同”之语，都显示着鲜明的是非评价，展现了《左传》作者的史识和史德。再次，《左传》对历史人物的褒贬，集中体现了对仁、义、礼、德等道德规范的肯定。由于这类道德观念大体属于儒学的范畴，而两汉以后，儒学被定于一尊，此道德观念逐渐融入正统思想，成为传统文化之相当重要的评价体系，由是决定了后世史家对于《左传》的上述道德观也总是持认同和承袭的态度。另外，《左传》虽未完全否认天命鬼神，却极力强调人事作为，重视民心向背的重大政治作用，反对“困民之主”，都突出地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发轫于春秋战国（或稍前）的民本思想，经《尚书》、《左传》以及《国语》、《孟子》等典籍的推重，不断得到后世史家的继承、发扬，形成了贯穿于我国古代史学精神传统的一条引人注目的红线，其积极意义已不限于史学此一领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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