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的士人,大体可分为三种:无为的庸人,清高的文人,和“卑鄙”的圣人。
无为的庸人,并非乱世之首恶,也并非阴险之奸贼,他们胆小,求安稳,不求建功立业,可也不特意为虎作伥,他们只是求田问舍,和光同尘。这类人,留不下名字。
清高的文人,厌倦乱世的污浊,不愿同流合污。于是便归隐山林,不问世事。他们有志,便不愿跳进乱世这潭脏水,于是便有了阮籍穷途之哭,彭泽东篱采菊。他们一边在浑水上划着船,一边唱着“桂棹兮兰桨,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江上回荡着悠扬的歌声,浆划过水仍是浑水。
“卑鄙”的圣人,宁我负天下人,绝不许天下人负我。跳进这潭浑水,他们击水逆行,身上沾上了淤泥,可他们走过,建周立业,扭转乾坤。他们不仅仅会衔觞赋诗,他们更有手段,有心计,有权谋。他们不同于隐士,多了一分浊气,甚至是污点和鲜血,可他们也多了一份霸气,多了一份成就,一份建树。
无为的庸人固然不可取,但在高洁的文人和“卑鄙”的圣人之间,该选哪条路呢?
选当陶渊明一样的隐士,固然可以呤诗作赋,纵情山水,芳名万古,可哪个不是壮志未酬,郁郁而终?又如明朝的海瑞,虽然为官刚直,清正廉洁,可他所生活的嘉靖朝却混乱不堪。外有倭寇,内有佞臣,百姓饥馑,战事不断。诸葛亮所言,“悲守穷庐,多不接世”,虽非针对此类人,可也若合一契。
选做曹操一样的人,便不可与高洁有缘,会逢迎,会郫躬屈膝,会权谋狡诈,可他们却能实践自己的志向,为万世开太平。曹操选择了后者,他并非没见过世间的污浊,也做过与陶渊明相同的事:隐居。但他最后还是选择统兵征战。终于控中原而辖塞外,奉天子而令不臣,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虽说他也曾奢戮名士,独断专横,猜忌多疑,僭越称王,可也建立了霸业,安定一方。戚继光虽说左右逢迎,行贿受贿,但也因此可以施展抱负,扫除倭寇。
如果可以的话,我自然愿意当高洁的能人,但如果非要在上述两者之间选一个的话,那我愿意与曹操做一样的选择。“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我
想让青云之志埋在地下,功过之流,后人评说。平生心志得以完成,夫复焉求?只是希望我面前的世界,是一潭清水,毕竟,现在不是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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