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报告]新生代民工调查报告

【#报告# 导语】丰富深厚的专业知识，既是调查活动的必备条件，也是写出有分量的调查报告的必备条件。以下是©文档大全网整理的新生代民工调查报告，欢迎阅读！

【篇一】新生代民工调查报告

　　×年的暑假，我到惠州以打工的方式参加了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在此次暑期实践过程中，我着重调查了新生代民工在当今社会的发展状况。

　　当前，在中国2亿进城务工的农民中，1980年后出生的约有1.4亿人之多，占务工者的60%多。×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将他们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给予重点关注。

　　一、新生代民工的社会特点

　　新生代民工是难以定义的一群社会群体。尽管现在他们仍被社会归类于“农民工”，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内心里抗拒这个称呼：有人称呼自己为“新产业工人”或“新市民”，有人在竭力推广“新工人”这个称号以取代农民工的群体标签。但是不管怎么说，新生代民工“三高一低”的群体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已经使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形象有着截然的不同。或许，从他们想要成为的社会角色看，“新市民”才是广大新生代民工的追求的目标。

　　总之，他们是时代的新人，转型期中国涌现出的又一个引人注目的全新的社会群体。我认为，当今社会对他们的看待，应有全新的视角；对他们的评判，应有积极的态度。那些城市人戴着有色眼镜的嫌恶和排斥，那些低品位老板居高临下的担忧和怜悯，都无助于我们了解这一肩负历史使命的群体，更无助于国家正确处理这一群体的有关事务。唯有在更深更广的时代层面上，我们才能寻找到这一群体的准确定位，他们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一代承载者，中国未来的又一群创造者。

　　自从改革开放将中国推入世界经济大潮以来，交织了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的新社会主义梦想就成了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追求。如今，这个梦想被注入一股全新的动力，那就是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的民工太广泛了，那些背着笔记本电脑四处奔波的也是民工，社会需要大量的技术型人才，所以今后的民工应该抽出精力时间提高自己的专项技能，也就是说要有一技之长。过去百万民工过大江，现在没有技术的活越来越少也越来越难干了，生活成本的增加带来的必然是结婚生育后代教育等问题，民工赚钱难，花销的确因为在城市中而增加，那就迫切需要民工的收入水平提高。但是如何提高呢？唯有走技术工人的路线，同样的活你能做，别人不能，你做的更好就有饭吃，拿的就多。社会就业是残酷的，新生代民工更需要加强自己的能力。

　　二、新生代民工的消费特点

　　新生代民工的金钱价值观比起老一届民工发生明显的变化：个人消费支出快速增加，不再为攒钱而使自己变成“苦行僧”——这是他们不同于父辈的显着特点。

　　据我在暑期实践期间内的调查，×年七、八月，森裕鞋材加工厂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月挣钱1500元，只交回老家500元，即将近七成的工资收入被自己花掉了，或者自己留着了。他们把超过一成的收入花在了文化娱乐例如：上网、唱K和电话费上。新生代农民工在接受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不良风气和固有陋习的影响，出现了“月光族”等不好的现象。在森裕鞋材加工厂，新生代农民工60%是刚刚从学校毕业就直接进入城市打工，既没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吃苦耐劳的能力和精神，过分追求较好的生活，勤俭节约的品格逐渐淡化。根据我的调查，有68%的新生代民工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70%的人拥有手机。一些人崇尚享受，注重攀比，非理性的消费观念和奢侈的男女交往往让收入较低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更加陷入困境。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前沿挑战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的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与其长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他们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也迥然不同

　　2、他们的“城市梦”也比他们的父辈更为执着，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在森裕鞋材加工厂，大部分新生代民工都是来自河南一带，乡下的生活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对物质的要求，城市的时尚节奏才是他们所追求的梦想。

　　3、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回到农村难以立足生存。

　　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挑战

　　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面临的前沿而又现实的挑战突出表现在：

　　1、他们的劳动供给和就业行为明显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在不同时代成长的农民工有着不同的阅历和自身不同特点，导致他们追求目标、偏好等不同，因此，仅仅将农民工视为同质群体的传统研究方法不能了解当今农民工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新生代农民工因为他们的效用和目标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劳动供给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点与厂商需求之间存在“间隙”而出现“民工荒”等现象。

　　2、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需要胜过第一代农民工。在心态和观念上，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时，还有回乡务农的最后一条退路。第二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需要劳动权益的保护，而且需要社会失业救急网络的保障。

　　3、他们的市民化问题如不能顺利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城乡的社会稳定。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是更需要市民化也是更容易市民化的群体。他们更加渴望城市的文明，意识和行为已接近于城市人，但因为个人、制度和市场等多方面原因依然滞留在农民工队伍中。随着第二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如果长期不能迈过市民化这道“门槛”，累积到一定时期和规模时很有可能引发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第一代农民，人们的印象多是“大包小包、一头乱发”，但在森裕鞋材加工厂的招聘上，出现了不少与此大相径庭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年龄普遍在16到25岁，会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时不时地从包里掏出手机；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受教育程度较高（学历普遍在初、高中甚至大学）；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和就业观。“新生代民工”不再老老实实地待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挣够钱回家盖房娶媳妇。在受到歧视时，他们会摔门离去。

　　在惠州众多工厂里：新生代民工有78%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有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念”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就业发展的机会。

　　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作为第一目标，建筑工地等是他们的聚集地，新生代民工的目光则投向三产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行业，特别是广东的新生代民工，主要把目光集中在第三产业（服务行业）。赚钱只是他们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他们希望在城里买房，能像城里人一样平等地生活。

　　因为有着更多的社会期盼,他们找工作时也往往更“挑剔”。“虽然我来自农村，但这并不代表我对生活质量没有要求。我同样需要娱乐，需要交友，需要上网来了解全国各地的信息。”“我有技术，不愁工作，我要进大企业工作。”这是一个第二代农民工对找工作一直持观望态度。

　　许多用工单位很需要这些人,但也对此表现出了相当的担忧。“现在不少年轻人，在工厂有点不高兴，什么也不想，马上走人。”我曾经采访过森裕鞋材加工厂的人事部负责人，他说：“用人单位有一部分认为，第二代农民工存在的问题，就是敬业精神差。歧视与城市融入‘民工’是‘农民工’的简称。从社会分工角度来看，农民本来是一种职业，然而在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带有身份的色彩。再者，新生代民工由于思想的时代化，在管理方面很多时候都要注重时代隔阂，大多公司都是以‘70后管80后，80后管90后’的模式在运行。”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使本来就人多地少的农村有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当城市工矿产业改革迈开脚步时，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务工。城市对农民入城，既欢迎又有些排斥。农民进入城市大多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脏、挣钱最少的工作，的确填补城市职业的许多空白，给城市居民带来许多方便，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然而，农民涌入城市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使得城市居民对他们产生一种拒斥意识。

　　入城务工人员所受到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待遇，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相比确实也是“二等工人”。他们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就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还把他们当作另 类工人管理，甚至有的城市规定限制他们进入某些行业就业。

　　这些现象，不仅明显违反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选择职业、取得劳动报酬等一系列权利；而且背离了现代社会通行的文明准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平等规则，伤害了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尊严，妨碍城市发展的正常化进程，甚至对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给人们直接的感觉，就是它放大新生代民工与城市市民的距离。

　　四、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六大问题是：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障碍；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都是社会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五、怎么样解决新生代民工所面临的问题

　　第一，要真正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在自由流动不成问题的今天，户籍制度的本质是依附于其上的种种福利、政策和管理方式，如何改革是一件系统工程，各级政府应着力研究尽快采取行动。在没有放开“新生代农民工”入户时，城市管理者应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尽量为农民工提供与当地人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最重要的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除养老保险等外，要格外重视失业保险，以帮助职业不稳定的农民工度过困难期。各地政府应逐步降低农民工入户门槛，争取尽早取消户籍的城乡划分这种不公平的等级划分。

　　第二，要为农民工获得城镇住房制定相应的政策。新生代农民工要想摆脱流离颠沛的状态，“居者有其屋”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客观地说，在户籍制度未取消的前提下，任何城市的住房政策制定者都不敢也不愿首先将农民工纳入自己的保障住房范围，若农民工可购买经济适用房，将吸引过多农民工直至城市不堪重负。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是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为新生代农民工修建宿舍或单身公寓。长远看，应综合考虑集体农村土地制下农民入城后土地权益的变现问题，即将农民工作为集体一员“共同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其个人的财产性收入，变为购买城市住房的“第一桶金”。

　　第三，要动员社会力量，提高农民工的文明素质，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文明创造条件。尽量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免费或低学费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帮助其掌握更多更好的谋生技能。政府、用人单位、公益组织等，应为农民工举办更多活动，或者支持农民工自己举办，加强农民工与市民的交流，以做到彼此理解、彼此接受。另外，要加强农民工二代的教育和培训，在基础教育上保证与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水平，使他们能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等改变命运，有一个正常的通道来完成社会地位的转变和上升。

　　总地来说，新生代民工身上富有很多时代的气息，这些气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他们身上也带有一些时代的陋习，约束他们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新生代民工，而新生代民工的发展又要社会来提供保障，两者相互相乘。

　　除了社会要改变对新生代民工的看法和待遇之外，新生代民工的崛起还有赖自身知识的增加，中国的崛起靠的还是知识。在学好技术和本领的同时，新生代民工还应抓住工作中的机遇和挑战，适时的表现自己的能力，搞好与周边的人的关系，抓住机会往上发展。与此同时，对自己严格要求，要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分步突破也是很重要的。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协调社会与新生代民工的关系，新生代民工必定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他们的辉煌足迹！

【篇二】新生代民工调查报告

　　近日，杭州市上城团区委一份《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调研报告新鲜出炉。报告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对自己的工作表示满意，但仍觉得融入杭城有一定的困难。

　　去年开始，上城团区委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就其生存现状等开展调研。据统计，目前在上城区工作、生活的18至30周岁新生代农民工约为2.76万人。

　　主持调查的浙江理工大学社会工作学系龚逾慈介绍，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的“亦工亦农”，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步向新时代的产业工人、工商业者转变。

　　希望工作更加体面

　　“新生代民工，不愿意被称为打工仔。”浙江理工大学学生罗悦讲起自己尴尬被拒的经历，十分感慨。一次，她正在华日冰箱集体宿舍作问卷调查，遇见3位年轻人。他们一看罗悦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问卷表，十分不爽，其中一位年轻人说：“我们月收入也有五六千元，大小也是个车间主任，怎么还叫农民工?”当场拒绝接受调查。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期望值都较高。对于如何称呼他们，被调查对象一边倒地支持叫“新杭州人”。诸如“打工仔”、“打工妹”等叫法不受欢迎。

　　调查显示，86.99%的被调查对象年龄处于21至30岁之间，20岁及以下的仅占13.01%。文化程度方面，均为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其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达25%。

　　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几乎涉及城市生活的每个方面。从事人数较多的行业为电子电器业、机械制造业、住宿餐饮业和商业零售业。

　　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从事脑力与体力结合的工作。他们希望在工作中得到锻炼、获取经验。少数新生代农民工自己做生意，仅占被调查对象的2%。

　　融入城市困难不少

　　参与调查的大三学生时美娟印象深刻的是，农民工住宿条件相当艰苦。她在望江公寓发问卷，这里居住的不少农民工在四季青市场卖衣服。一间三四米高的房间被隔成两层，下面一层有两张高低铺，上面一层，放了两张床。屋里很凌乱，且气味较重。房租便宜，每人每月约100元。

　　调查显示，月工资在1100元以下的约占被调查对象的9.58%，1500元至2000元月收入的达40.75%，一半左右月工资超过2000元。

　　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来杭打工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赚钱，改善生活，比例为52.73%。同时，他们也把来杭工作看作是增长见识、学好技术、改变命运的机会，近40%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杭州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

　　调查显示，9成以上的被调查对象，通过租赁房屋和单位房屋解决住房。只有2.3%的人在杭拥有属于自己的商品房。

　　在华日集团工作的陈先生来自江西，他在九堡拥有一套9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陈先生中专毕业后来杭，如今已成为单位的技术骨干，妻子、孩子也从江西老家搬来。经过10余年的奋斗，陈先生一家渐渐融入了杭城的生活。

　　然而，新生代农民工觉得，想真正融入都市生活还有很多困难，主要是没有归属感、机会不平等、得不到承认和自身条件不足等方面。

　　鉴于杭州房价高、工作压力大以及家庭牵挂等因素，尽管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未来寄予很高的期望，但仍有近半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没有定居杭州的打算。

【篇三】新生代民工调查报告

　　与传统的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注重自我，更注重权益保护，更注重发展前途……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既和过去的农民工一样面临共同的问题，同时具有自身的新特征和新诉求。

　　中华全国总工会2011年2月20日发布的一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面临的困难以及助其发展的对策，希望唤起全社会对他们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关爱。

　　新生代农民工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目前全国约1亿人。报告显示他们有五个特点：

　　受教育时间较长，专业技能较欠缺。新生代农民工中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为67.2%，比传统农民工高18.2个百分点。拥有中专(中技、职高)、大专(或高职)、大学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经历的比重分别是过去农民工的1.6倍、2倍与2.3倍。尽管受教育年限普遍更长，但绝大多数仍停留在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

　　过半未婚，生活经历简单。处于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59.9%尚未结婚，而传统农民工中已婚比例为93%;务工前他们的生活经历更简单，74.1%外出务工前“在学校读书”。

　　多在东部、沿海地区就业，外出谋求发展动机强烈。七成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前往东部就业，高于农民工整体水平。42.3%的外出务工动机是为了“寻找发展机会”，出来见世面的比重为6%;而传统农民工中55.1%的人是为了“赚钱养家”。

　　多聚集在第二、第三产业就业。调查显示，81.7%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于第二产业，近两成在第三产业就业。从行业分布来看，73.9%的新生代农民工集聚在制造业。

　　绝大多数从业于外商投资企业，在国企就业比重近期有所攀升。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的聚集度，为58.2%。从发展趋势来看，2010年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纳能力较2009年有所增强，分别上升了17.9和3.4个百分点。

　　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劳动权益保障等一些共同的问题，但其面临的问题又有特殊性。

　　整体收入偏低。据调查，他们平均月收入为1747.87元，仅为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3046.61元)的57.4%;同时也比传统农民工低167.27元。

　　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为84.5%，低于城镇职工4.1百分点。合同签订质量较差，执行情况差。68.2%的合同对于月工资数额没有具体约定。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合同后，16.8%未持有正式的合同文本，这为他们与用人单位一旦发生争议时认定劳动关系、维护合法权益埋下隐患。

　　工作稳定性差。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后更换工作的平均次数为1.44次。且每年变换工作0.26次，是传统农民工的2.9倍。他们更倾向于采取主动与用人单位结束合同的行为。换工作中，88.2%主动提出结束合同。37.6%的主动辞职是因为工作“没什么发展前途”。同时，他们更换工作的意愿更强烈，19.2%的人表示近期有换工作的打算。职业发展空间小，无法满足实现自我发展的愿望，导致他们工作满意度较低。

　　社会保障水平偏低。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率为67.7%、77.4%、55.9%、70.3%和30.7%，分别比城镇职工低23.7、14.6、29.1、9.1和30.8个百分点。总体看，他们的社会保险接续情况较差，对于所在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知情程度不高。

　　职业安全隐患较多。调查显示，36.5%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高温、低温作业问题，41.3%的人工作环境中存在噪音污染，36%的人工作环境存在容易伤及肢体的机械故障隐患，存在粉尘污染问题的为34.7%，但是用人单位为其采取防护措施的比重低于传统农民工。其保护条件堪忧，职业病检查、安全培训落实较差。

　　企业人文关怀不到位。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和企业能够紧紧相融。96.1%的人表示他们关心企业发展，但认为企业“不怎么关心”或“完全不关心”他们的达16.9%。认为管理者和普通员工之间关系不融洽的最主要原因是“管理者不关心职工疾苦”，而传统农民工认为是“收入及福利待遇差距过大”。他们更渴望得到来自企业管理者的关怀和关注。此外，职业培训不理想、加入工会比例较低等因素，也成为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不利因素。

　　春晚舞台上，一首来自农民工的《春天里》引发社会热议。专家认为，要学会倾听且真正弄懂农民工的呼声，解决问题才会有的放矢。薪酬问题是农民工关注的主要问题。对此，中国工运研究所所长吕国泉建议：

　　首先，要建立健全工资支付、增长、共决机制，加强对其工资的劳动监察力度。建立和完善工资支付保障机制，预防和解决工资拖欠问题。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要以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集中的非公企业和中小企业为重点，建立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区域谈底线、行业谈标准、企业谈增长”的薪酬工作格局。在行业集中度较高、小企业密集的地区，积极开展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努力提高协商覆盖范围，使之成为企业工资决定的主要形式。

　　其次，要推动社会保险政策法规的落实，扩大农民工参保面。重点加强在非公有制企业工作的农民工的参保工作，提高社保统筹层次，实现社保关系顺利转移和接续。多渠道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保障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后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住房权益。

　　再次，可鼓励各地探索户籍制度改革，结合“十二五”规划，力争全国每年至少解决400万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

　　最后，要实施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对他们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增强他们的就业竞争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同时，组织新生代农民工加入工会，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加大维权力度，增强工会组织对他们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新生代民工调查报告.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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