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莲曲》古诗拼音版白居易]白居易古诗:《采莲曲》原文译文赏析

副标题:白居易古诗:《采莲曲》原文译文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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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训练# 导语】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占有重要的地位。下面是®文档大全网分享的白居易古诗:《采莲曲》原文译文赏析。欢迎阅读参考!



  《采莲曲》


  唐代:白居易


  菱叶萦波荷飐风,荷花深处小船通。


  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


  【译文】


  菱叶随着水波飘荡,荷叶在风中摇曳;荷花深处,采莲的小船轻快飞梭。


  采莲姑娘碰见自己的心上人,想跟他说话却低头羞涩微笑,哪想头上的玉簪掉落水中。


  【赏析】


  《采莲曲》,乐府旧题,为《江南弄》七曲之一。内容多描写江南一带水国风光,采莲女子劳动生活情态,以及她们对纯洁爱情的追求等。描写采莲生活的诗歌很早就出现了,汉乐府中就有《采莲曲》《江南可采莲》“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南北朝出现了不少写采莲生活的名作,如《西洲曲》“采莲南唐秋,莲花过人。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头。”到了唐代,写采莲更是成为一种时尚,很多名家如李白、白居易、王昌龄、戎昱、崔国辅、皇甫松等都写过这类诗歌。白居易的《采莲曲》写得尤为细腻动人。


  白居易这首诗写采莲少女的初恋情态,喜悦而娇羞,如闻纸上有人,呼之欲出。尤其是后两句的细节描写,生动而传神,如灵珠一颗,使整个作品熠熠生辉。


  “菱叶萦波荷飐风,荷花深处小船通。”写风中婀娜舞动的荷叶荷花,从荷花的深处有小船悠然划出,画面充满了动感。“菱叶萦波荷飐风”,在碧水荡漾一望无际的水面上,菱叶荷叶一片碧绿,阵阵清风吹来,水波浮动,绿叶随风摇摆,菱叶在绿波荡漾的湖面上飘飘荡荡,荷花在风中摇曳生姿。正因为绿叶的摇动,才让人们看到了“荷叶深处小船通”。荷花深处,暗示了荷花的茂盛、广阔,而“小船通”,则告诉读者有人有活动。这就像一组电影长镜头,先见一片风光,然后将人物活动呈现在其中,给人以真切感。


  “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是上承“荷花深处小船通”而来,由写景转为写景中之人。荷花深处,遮天蔽日,凉风习习,是水乡少男少女在劳动之余私下相会的极佳场所。这里并没有说明他们是故意寻找还是无意撞见,也许是兼而有之吧。诗歌仅以欲语而止、搔头落水两个动作细节的描写,就活灵活现刻画出一个痴情、娇羞、可爱的少女形象。恋人相遇,互诉衷肠,何止千言万语,而此时此地,这个娇羞的少女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惟有低头含笑而已;而且情贯一心,甚至不小心将碧玉搔头落入水中,这些都是初恋少女在羞怯、微带紧张的状态上才会有的情态,被诗人细心地捕捉住并传神地再现出来。


  《采莲曲》为民歌体裁,但是白居易没有落入俗套,在短短的四句二十八个字中,既写景,又写人,生动形象,富有情趣,层层深入,活灵活现。此诗用乐府旧题写男女恋情,少女欲语低头的羞涩神态,以及搔头落水的细节描写,都自然逼真,意味无穷。犹如一卷望不尽的画面,使人百读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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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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