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莲曲》古诗拼音版白居易]白居易古诗：《采莲曲》原文译文赏析

【#能力训练# 导语】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占有重要的地位。下面是®文档大全网分享的白居易古诗：《采莲曲》原文译文赏析。欢迎阅读参考！

　　《采莲曲》

　　唐代：白居易

　　菱叶萦波荷飐风，荷花深处小船通。

　　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

　　【译文】

　　菱叶随着水波飘荡，荷叶在风中摇曳；荷花深处，采莲的小船轻快飞梭。

　　采莲姑娘碰见自己的心上人，想跟他说话却低头羞涩微笑，哪想头上的玉簪掉落水中。

　　【赏析】

　　《采莲曲》，乐府旧题，为《江南弄》七曲之一。内容多描写江南一带水国风光，采莲女子劳动生活情态，以及她们对纯洁爱情的追求等。描写采莲生活的诗歌很早就出现了，汉乐府中就有《采莲曲》《江南可采莲》“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南北朝出现了不少写采莲生活的名作，如《西洲曲》“采莲南唐秋，莲花过人。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头。”到了唐代，写采莲更是成为一种时尚，很多名家如李白、白居易、王昌龄、戎昱、崔国辅、皇甫松等都写过这类诗歌。白居易的《采莲曲》写得尤为细腻动人。

　　白居易这首诗写采莲少女的初恋情态，喜悦而娇羞，如闻纸上有人，呼之欲出。尤其是后两句的细节描写，生动而传神，如灵珠一颗，使整个作品熠熠生辉。

　　“菱叶萦波荷飐风，荷花深处小船通。”写风中婀娜舞动的荷叶荷花，从荷花的深处有小船悠然划出，画面充满了动感。“菱叶萦波荷飐风”，在碧水荡漾一望无际的水面上，菱叶荷叶一片碧绿，阵阵清风吹来，水波浮动，绿叶随风摇摆，菱叶在绿波荡漾的湖面上飘飘荡荡，荷花在风中摇曳生姿。正因为绿叶的摇动，才让人们看到了“荷叶深处小船通”。荷花深处，暗示了荷花的茂盛、广阔，而“小船通”，则告诉读者有人有活动。这就像一组电影长镜头，先见一片风光，然后将人物活动呈现在其中，给人以真切感。

　　“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是上承“荷花深处小船通”而来，由写景转为写景中之人。荷花深处，遮天蔽日，凉风习习，是水乡少男少女在劳动之余私下相会的极佳场所。这里并没有说明他们是故意寻找还是无意撞见，也许是兼而有之吧。诗歌仅以欲语而止、搔头落水两个动作细节的描写，就活灵活现刻画出一个痴情、娇羞、可爱的少女形象。恋人相遇，互诉衷肠，何止千言万语，而此时此地，这个娇羞的少女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惟有低头含笑而已；而且情贯一心，甚至不小心将碧玉搔头落入水中，这些都是初恋少女在羞怯、微带紧张的状态上才会有的情态，被诗人细心地捕捉住并传神地再现出来。

　　《采莲曲》为民歌体裁，但是白居易没有落入俗套，在短短的四句二十八个字中，既写景，又写人，生动形象，富有情趣，层层深入，活灵活现。此诗用乐府旧题写男女恋情，少女欲语低头的羞涩神态，以及搔头落水的细节描写，都自然逼真，意味无穷。犹如一卷望不尽的画面，使人百读不厌。

　　扩展阅读：白居易文学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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