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训练# 导语】《介之推不言禄》是春秋时期文学家、史学家左丘明创作的一篇散文。此文讲介之推跟着晋文公在外流亡回国后,晋文公酬劳功臣,独独遗漏了他,他不夸功,不求赏,反而和老母隐居绵上深山终老的故事,记叙了介之推在决定归隐时与母亲的对话,深刻批判了争功请赏、猎取名利的不齿行径,颂扬了介之推母子不贪求名利福禄的高洁品行。下面是®文档大全网分享的文言文《介之推不言禄》原文译文及赏析。欢迎阅读参考!
《介之推不言禄》
先秦:左丘明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
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上下相蒙,难与处矣。”
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
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
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
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
其母曰:“能如是乎?与汝偕隐。”遂隐而死。
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地名)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白话译文】
晋文公赏赐跟从他流亡的人,介之推不谈爵禄,因此爵禄也没有给他。
介之推说:“献公之子九人,只有君侯在世了。惠公、怀公没有亲近之人,国内外都厌弃他们。天不断绝晋国的后嗣,一定会有君主。主持晋国祭祀的人不是国君又是谁呢?实在是上天立的他,而那几个人以为是自己的力量,不是骗人吗?偷别人的财物,还被称为盗,何况窃取上天的功劳当作自己的功劳呢?下面的人赞同他们的罪过,上面的人奖赏他们的欺诈,上下相互欺骗,就难以和他们相处了。”他的母亲说:“何不也去请求赏赐?就这样死了,怨谁?”介之推说:“明知是错误而效法它,罪过更大。并且我发出过怨言,不可再吃国君的俸禄。”他的母亲说:“也要让国君知道这件事,怎么样?”介之推答道:“言语,是身上的装饰品。身子将要隐藏,哪里还要用言语去装饰它?这样做就是为了显露了。”他的母亲说:“能够像你说的这样去做吗?我和你一同去隐居。”于是他们隐居而死。
晋文公寻找介之推没有找到,就以绵上作为介之推的封地,说:“以此记载我的过失,并表彰好人。”
【文学赏析】
故事有头有尾,结构完整,叙事富于故事情节性与戏剧冲突性,这是《左传》文学艺术特色之一。介之推追随晋文公流亡在外长达十九年,曾割股之肉给晋文公充饥,但在回国后他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向晋文公索取封赏,而是超然隐遁,可谓高人。此文通过介之推与其母的对话来表白介之推的心迹,颂扬了他不居功孤高自守的品德。全文共一百九十四字,却生动地刻画出功成身退、正直清高的介之推形象。介之推认为君王上应天命,功臣不应邀功请赏,这一出世高蹈的思想,成为后世清高淡泊的隐士所奉行的准则。
全文采用对话的形式叙事写人,主要通过介之推母子的三次对答,细致入微、系统完整地揭示了介之推不言禄、隐而死的前因后果,再现了他在仕与隐、进与退之间抉择、徘徊的心路历程。介之推选择隐,直接起因是“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但是如果仅凭这个原因,那么介之推未免也太过意气用事,逞一时之气而不能做到真隐。实际上,其深层的原因则是他认为晋公子重耳流亡十九年后回国即位,“天实置之”,而晋国从亡大臣却“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晋文公又赏罚不明,所以这时朝政是“下义其罪,上赏其*,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即是说晋国此时是“无道”,因此介子推选择了隐。有其心不见得有其行,他的母亲曾三次设问试探。开始他言辞过激,只批评他人;第二次他语言明快,反躬自省;第三次语言缓和,将是非名利置之度外。他的母亲由怀疑到相信,最后尊重、支持他的选择。三次设问,从为文的角度看是故作波澜,从言行的角度看是考验,从心理学角度看是内在选择,三问三答,犹如层层剥笋,最终露出了笋心。
全文语言凝练,概括性强,不少句子如“天实置之”“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已成为成语。文中对话亦写得十分巧妙,细致入微。
扩展阅读:左丘明文学创作
左丘明相传著有《左传》、《国语》两部文学巨著。《春秋左氏传》多以史实解释《春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以记事为主,兼载言论,叙述详明,文字生动简洁,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既是重要的儒家经典,又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国语》分别记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前967年-前453年)周王室及鲁齐晋郑楚吴越诸国史实,偏重记述君臣言论,为中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日夜操劳,历时30余年,一部纵贯200余年、18万余字的《春秋左氏传》定稿,其历史、文学、科技、军事价值不可估量,为历代史学家和文人所推崇。《左传》记事相当详细,对历史事件一般都能做到首尾完整。此外,《左传》还吸收了其他史体的长处,把其他史体的史料按年代顺序组织进去,使编年体史书达到基本成熟的程度。所以,《左传》是中国第一部真正名副其实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不仅如此,在历史编纂上,《左传》还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它在编年记事总的格局中,富于变化,有时着意写一件史事的本末原委,有时集中写一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和活动。这不仅拓展了编年体史书在写人、记事方面的容量,而且有助于弥补一件史事被相关年代中其他史事割裂的缺点。另外,在编纂学上,《左传》首创“君子曰”一栏。“君子曰”以议论形式升华史事,为史书作者发表一家之言提供了园地,成为一种优良的史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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