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两次舞蹈艺术高峰-----汉唐乐舞的比较 我国古代舞蹈文化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每个朝代都继承和发展了乐舞文化，使这门宝贵的文化艺术遗产能够传承延续至今。舞蹈艺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受不同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使舞蹈文化有不同的发展与飞跃。汉代和唐代是古代两个统一而强盛的国家，这为乐舞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由于这两个朝代的君主对乐舞都有所偏爱，这对乐舞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汉代和唐代的宫廷乐舞之风极其兴盛。无论在表演形式、艺术技巧，内容范围、风格特征等方面，都比它们前时期的乐舞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而促进了舞蹈的发展，使舞蹈达到更高的层次。 汉代宫廷所演出的乐舞比以前的时期丰富，汉代宫廷表演的《长袖舞》《折腰舞》《巾舞》《槃舞》《鞞舞》《巴渝舞》《建鼓舞》《盘鼓舞》等，大多是取材于民间的舞蹈，后被宫廷乐舞吸收和发展，赋予它新的特点：抒情性，技巧性，娱乐性，现实性等等。“百戏”作为深受人民喜爱的表演艺术形式，成为代表汉朝乐舞最高水平的艺术经常在宫中演出，并作为每年新年元旦或招待各兄弟民族和外国来宾的宴会上演出的节目。除作为宴享的乐舞之外，还有一种礼仪性的社交舞蹈，称之为“以舞相属”。是汉代人积极于现实生活的一种表现，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来往。不仅如此，宫廷里设有“黄门工倡”即宫中的乐工和舞人。达官贵人家中还蓄养歌舞伎人。这些方面使得宫廷舞蹈原本并不发达的汉代，由于加入了“百戏”和“杂舞”等内容，变得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多彩了，达到俗乐舞蹈文化的高峰。 到唐代时，舞蹈达到了一个更新层次上的成熟和完美，是一个集前代之大成者和开拓者。唐代继承隋朝的《九部乐》，到唐太宗时加入高昌的乐舞，成为《十部乐》，到唐玄宗时将乐舞分为两部，即《坐部伎》和《立部伎》。唐代教坊乐舞《健舞》和《软舞》。这些均是唐代宫廷舞蹈的表演内容。除此之外，唐代的大曲和法曲，代表作《霓裳羽衣舞》。唐代歌舞戏《踏謡娘》《兰陵王》《苏中郎》等。唐代新创作的《凌波曲》《菩萨蛮》等等，也都是宫廷乐舞的一部分。这些宫廷舞蹈根据其功能可分为三类：1、偏重于礼仪性的。2、单纯的娱乐欣赏。3、由典礼宴享转向祭祀。 《九部乐》《十部乐》《坐部伎》《立部伎》均是作为仪式典礼的乐舞，唐朝将具有礼仪性的宫廷宴享之乐称为“燕乐”。《九部乐》《十部乐》的设立是建立在王朝强大、四方归服的意义上，所以只能用于朝会大典、宫廷大宴或皇帝恩准的特殊场合。它的首要目的是通过各个乐部的完整串联和成套演出，显示王朝的声威、强化礼仪制度。唐朝吸收外来乐舞，广征博采，创作了大量的舞蹈剧目。唐代舞蹈打破了汉代以来舞蹈和杂技同台并存的局面，成为独立的表演艺术品种。舞种多样、舞姿新颖、气魄宏伟，形成燕乐舞蹈文化的高峰。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即脑力和体力的分工。这种社会变革，或多或少的会影响到舞蹈艺术领域。专业性的乐舞机构建立起来，为乐舞的发展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汉代舞蹈艺术的成就是辉煌的。汉代封建王朝设立了“太乐署”、“乐府”、“黄门鼓吹署”，分别掌管雅乐舞和俗乐舞。“太乐署”是掌管演奏雅乐舞的正统机构，被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所重视和保留。“乐府”是和“太乐署”相对的一个官署专管俗乐俗舞，负责收集、整理、提高民间乐舞，吸收了众多的民间艺人参加乐府机构。“黄门鼓吹署”是东汉的俗乐舞机构，因为出入于皇室为宫廷服务，所以称为“黄门鼓吹署”。它不仅包括音乐的演奏，还包括歌舞。并且是拥有大量优秀艺人的俗乐舞专设机构，这些乐舞机构培养了大批乐舞学生，对乐舞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唐代设立了专门的宫廷乐舞机构，并且机构庞大、人数众多。集中了一大批有才能的音乐舞蹈家和民间艺人。还设有专门培养青少年乐舞人才的机构为皇室贵族子女服务。主要的乐舞机构有：如太常寺、梨园、教坊等。太常寺管理宫廷礼仪祭祀、宴享娱乐、散乐等排练演出的事宜。教坊分为内教坊和外教坊，掌管娱乐性演出的机构，为皇室、贵族和官僚服务。梨园是唐玄宗专为自己设立的一个乐舞机构，主要教授和演奏“法曲”。唐代乐舞机构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但客观上集中了很多有才能的艺人进行训练和表演。从而对乐舞艺术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人类社会在不断的前进，人类经济生活也在不断发展。文化和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随之有了新的发展。汉代和唐代乐舞思想的不同，都是在其由于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 在汉代的思想领域中，以儒和道互补为主要思想，即人道和天道的合一。这种互补有两种倾向：一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将道补于儒。二是刘安的《淮南鸿烈》将儒补于道。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实现了思想的统一。这一主张也影响到了乐舞思想。《春秋繁露》重“乐本”。认为“作乐者，必反天下之所始乐于己以为本”，“作乐之法，必反本之所乐”。《淮南鸿烈》是以道释儒的思想特征，其乐舞思想也正是如此。认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未，—必有其质，乃为之文—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制礼以佐实喻意，制乐以合欢宣意—乐听其意，则知其俗—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未”这样一个循环过程。汉武帝时代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乐书》与汉宣帝时代戴氏叔侄整理的《礼记〃乐记》被后世视为儒家乐舞思想的集大成者，认为“乐”作为“史”，本身是一种“礼”的“史”，而作为“礼”，说明“乐”须循先王之制，遵“史”之礼。这些乐舞思想的成型为汉代乐舞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代是诗歌乐舞鼎盛的时代。唐代诗歌的发展用时也推动了乐舞思想的流变。作为诗仙的李白，其诗飘逸、自由、率性。他的乐舞思想可从“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中看到。这种“贵天生”的乐舞观，体现在他的诗句中就是一种率性而起之舞的描绘，常与剑和酒结伴，很少对伎人娱兴而演之舞的描绘。酌酒发性、舞剑抒情，就是李白作为舞蹈者的“贵天生”而言。作为观舞者，他也依然持这种乐舞观，主要表现在他对民间歌舞和边塞歌舞的高度赞赏。李白的“万事贵天生”、“万籁各自鸣”的乐舞观对今天的乐舞创作也有重要的意义。杜甫与李白的乐舞思想有一定的差异，表现在他们对公孙大娘舞《浑脱》之事的不同态度。杜甫极为推崇公孙大娘的舞《浑脱》。他描述道：“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通过这一描述我们不难发现，l李白观舞，重情贵真。杜甫观舞，感时抚事。杜甫的乐舞思想体现的是一种对国泰民安的清平政治的向往。白居易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他的乐舞思想丰富而复杂。白居易早年热心济世，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所作《新乐府》、《秦中吟》共六十首。赠刘禹锡诗云： “古歌旧曲君休听， 听取新词《杨柳枝》”，可见他曾自翻一些新词。其中《花非花》一首，颇具朦胧之美。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情”在白居易的乐舞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乐与政通”是儒家“礼乐”思想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命题。白居易在《新乐府》中提到“审音而知政”体现了“乐与政通”的乐舞思想。白居易先居儒业，后遁禅门，亲授“霓裳”，新翻《杨柳枝》他的创新与创作，为后世的乐舞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代和唐代是古代乐舞最兴盛的时代，是乐舞发展的集大成者，分别达到了俗乐和燕乐的高峰。无论在乐舞的发展、民间舞蹈的发展、还是乐舞机构、乐舞理论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仅为古代乐舞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而且为今天的舞蹈理论、舞蹈文化等方面的探索、形成与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05a26457e518964bcf847c5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