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三十四） 刘国玺 （1） 浩然与刘国玺摄于八十年代 刘国玺，河南孟州人，1937年出生，1964年从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做文学编辑。刘国玺在出版社一直干到退休，在此期间，他与父亲浩然相识，并成为好友。 1973年4月，已经并入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百花文艺出版社文艺组，在刘国玺三审后，出版发行了父亲的儿童文学集《七月槐花香》，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与原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第一次合作；3个月后，也就是1973年7月，在刘国玺三审过后，又出版发行了短篇小说选集《春歌集》。这两本书的出版，预示着相隔9年之后，父亲与“百花”再次合作的开始。 那时候，刘国玺还负责着出版社的内部“刊物”《出版通讯》，他给父亲写来信，热情地约稿。父亲很快回了信，并寄去两篇谈创作体会的稿件。 1974年春节刚刚过去，父亲便到祖国的南海西沙采访，回来后便开始进行中篇小说《西沙儿女》的创作。刘国玺得知消息后，便向父亲表达了要出版这部小说的愿望。尽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稿没有交给刘国玺，但父亲却给了他另外一部反映西沙生活的小说稿，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愿。这年夏季，父亲到秦皇岛修改完《西沙儿女·奇志篇》，又开始起草西沙之行的副产品——儿童中篇小说《欢乐的海》。8月31日父亲开笔起草，而这天下午，刘国玺等人就来到秦皇岛看望父亲，当天晚上，他们一直聊到深夜。9月3日，父亲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写作，刘国玺等人也在这天离开秦皇岛回到天津，不知他们是否将书稿也同时带回到天津。3个月后的11月份，这部小说便由刘国玺所在的出版社出版，父亲的第一部儿童中篇小说诞生了。这部书在同一月内两次印刷，共发行101万册，即使是在当年，这样的发行量也是十分可观的，而出版发行之快，也是令人惊叹的。 在此后的若干年里，无论是父亲到天津，还是刘国玺到北京，两个人总在一起谈心聊天，经常是一聊就过了半夜，而刘国玺到北京时，则很多时候就住在家里。 1976年5月，父亲第一本有关创作的杂文集《生活与创作》由刘国玺所在的出版社出版，但是几个月过去了，父亲仍然没有见到样书。9月23日这天早晨，出版社的领导林呐和刘国玺一同来到北京的家里，给父亲带来一个使人不愉快的消息：《生活与创作》有几条毛主席语录在排版时出现了错误，此书已印的十万册要毁掉重印！由于后来形势的变化，这部书没有重印，但父亲还是从刘国玺那里要了一些“废书”留作纪念。这是父亲一生中唯一的一部已经印刷好却没有出版发行的著作。 在1976年10月中国大地上发生的那次政治事件后，父亲与刘国玺同全国人民一样，都是满怀豪情，欢欣鼓舞的，可是，无情的历史，却将他们在以后不长的时间里深浅不同地拽入到政治的漩涡中。在旋涡中，父亲感到的是委屈、痛苦和无奈；而刘国玺的感受也好不到哪去。两个人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在相互的思念中相互信任，相互鼓励。父亲在那个时期写给刘国玺的一封信中就曾经写到：“常常想念你。境况的变化，不会削减我们彼此的信任。但是，我亦建议你总结一下过去，去掉那些不利于前进的毛病，发扬战士气。”而刘国玺也在思念中给父亲写来了信：“又是多天不见面了，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你知道，我是多么想和你、联玉、学鳌促膝谈心啊！……最近，我想“挤”时间去北京一趟，咱们见见面，谈谈心。”而在另一封信中，他则写道：“二月三日来信收到了。我一连读了几遍，越读，越想念你；越读，越想早日见面和你谈谈心” 父亲决心从跌倒的地方重新爬起来，要用新的作品证实自己的清白，显示自己的真实品德和新生。因而，一等到解脱，便立即尽可能排除各种干扰，投入到新的创作之中。1979年3月1日，父亲开始起草自己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男婚女嫁》，3月25日完成初稿。不久后，在河北省新创刊的大型文学刊物《长城》上分两期连载。作品的上部在刊物上发表后，即在父亲的朋友和读者间引起反响，许多人都高兴地说：看到了浩然，看到一个新姿态的浩然。 未完待续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114ea6cd5b0102020740be1e650e52ea5418ce2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