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情人》 矛盾的杜拉斯 杜拉斯66岁的时候，一个叫做杨・安德烈比杜拉斯小38岁的男子走进了杜拉斯的生活，因为痴迷于杜拉斯的作品继承而爱上了她，放弃了自己的工作离开了家乡，成为杜拉斯的工作助手与生活伴侣，与她谱写了一曲令人世人又惊又羡的爱情乐章。杜拉斯像年轻女人一样和杨吵架，将他的皮箱仍出门外，过了一天，他又拎着箱子回来了，杨一次次出走，又一次次回来，后来不再出走，直到杜拉斯离开人世。安德烈陪伴了她生命中最后的16年光阴，作家在同他一起生活后的第三年里写出不朽名作杜拉斯的写作近乎疯狂，仿佛只有写作才是她生命中唯一可以倾注的事，她到死都保持着自信和激情，她的与众不同是骨子里的，是生命永恒的激情。[4]杜拉斯的写作，首先是一种“野性的”写作，她是那种从不参考某种理论的作家，她是敏感的、天然的、极端的、错乱的、迷狂的。……能够“野性”地写作的人是需要一点天才的，杜拉斯的《情人》充满了那样一种似醉非醉的凌乱效果和错位感。[5]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她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方式，这个杜拉斯永远存在。[6] 《情人》的小说主线是贫困的法国少女“我”与一名富有的中国青年之间奇异的恋情。小说中的“我”时而是个已入暮年的老妪，面对着镜中那刻满岁月沟痕的面孔，追寻往日的踪迹；时而是个风韵犹存的妇人，出人沙龙，结交名流，对身边发生的战争、灾难、饥荒、寒冷、抵抗、投敌等应接不暇；时而是个风华正茂的少女；以“小娼妓”的打扮在街上招摇，而眼中又充满了对某种东西的希冀和追求。在时代的犬牙交错中，一个女人的故事获得了隧道般的历史纵深感。《情人》确是一本发行量很高的书，作为通俗读本，小说淡化情节，加重心理内容，时空重叠交错，不确定的语言表达，构成杜拉斯作品的特殊风格《情人》作为杜拉斯对失去年华的呐喊，也是她创作具有自传色彩作品的一次新体验《情人》让世界认识了杜拉斯，杜拉斯走向世界。[7]杜拉斯是从孤独寂寞的童年开始文字生涯的她小时所承受的父爱、母爱是残缺的，她的家庭是不完整的家庭，所以她对孤寂的体验也就格外深刻，因而她也就再三地以作品的形式来弥补平衡不幸的童年经验，从这个角度上说，杜拉斯是典型的自恋型作家，只是她的自恋少了一份感伤，多了一份跋扈。《情人》的自恋结构就可解构为：1、我很满意自己是个作家；2、我之所以成为作家在于我有过与众不同的经历；3、我既满意自己的现在，又满意自己的过去《情人》就是在反反复复地说着这三点。[8] 《情人》在艺术上的独创性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以画面为中心的叙事方式；所谓“以画面为中心的叙事”首先是指小说中存在很多画面式的文字，这种文字清晰、明净、特别地富有质感。“他坐在那里，在喝威士忌，抽烟”；小说的叙事也像图片说明一样，是围绕着“画面”展开的。在这种近乎重写同一个故事的情况下，杜拉斯探索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就是不花很多笔墨对白人女孩的事情从头说起，而是由图片式的提示起头，随即切入另外的叙事空间。二是新颖、独特的结构方式；受到内容与创作意向的制约，《情人》在结构的设计上，一开始就被置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上，就是一方面它必须容纳一个传记式的内容，这是小说叙事所必须的，小说所讲的确是作者少女时代的一件往事，但是另一方面，作者此次重写又不在于复述这个故事，而是要发掘其中积蕴的情感内涵，这样就要求《情人》的结构必须能够同时承担这样两个内容，而且，还要使二者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三是“现场谈论式”的语言风格；《情人》不仅仅是一个“我与中国情人的故事”，而是“我”所表述的在这个“故事”中经历的情感过程，同时作者谋求一种现场感，创造了一种类似在场的感觉，这样也就相应地决定了它的句式和语气，杜拉斯追求的就是这种“现场谈论式”的语言风格，作者要创造的效果是：她好像就坐在你的对面，亲切地、推心置腹地、甚至有些唠叨地向你诉说她的过去，她不是写给读者看，而是要面对面地“说”给读者“这是一种口和耳的相传、心对心的交流。”[9] 解读《情人》一书，可以发现其间存在着很多看似矛盾却又出奇地平衡地一组组二元对立的关系。杜拉斯曾说：“我发现书就是我。书的惟一主题是写作。写作就是我。因此，我就是书。”[10]一个十五岁半的少女，给人的感觉是柔弱；二十七岁的男青年，则应是刚毅有力的；可是两人的性格恰恰相反“小姑娘偏偏喜欢带着男式帽子”，她的性格坚强果敢，富于外在的、超越的阳性精神；“情人”却以阴柔的面目出现，他优柔寡断、胆小怕事、没有勇气承担责任，处于一种内在的、消极的状态；再看两人的家庭，“我”从小成长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父亲的早逝使“我”处在一个男权制的半真空的环境中，也使“我”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我”恨大哥哥，爱小哥哥，对母亲的感情则“左右矛盾”，这个家庭需要男性的支持，偏偏“我”的两个哥哥都是无能之辈，使得“我”从小就有“为家里弄点钱”的责任心；与此相应，中国男人生母已经去世，因为经济原因而一直受到父亲支配，以至性格懦弱；同时，优越的生活条件使他不学无术，耽于享乐。上面的分析其实呈现出了六组代码：种族、性别、阶级、性权、年龄、性格，我们根据这些代码所表示的人物关系画出表1（下表）这样一张表格，表格中用“+”表示阳性的、优等的、积极的、外在的因素，用“�”表示阴性的、劣等的、消极的、内在的因素。通过下表能比较清楚地看到杜拉斯在《情人》中所设置的多重互为对应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上表中，每一组代码都是一个二元对立的关系结构：白种人--黄种人，男性--女性，成年--未成年，诸如此类的对立。然而，正因为它们彼此相互抵消而消解了二元的对立，故事也就被消解了，所以《情人》不再是白人与有色人种的故事，不再是男人与女人的故事，不再是两性斗争。[11] 玛格丽特・杜拉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家，在她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年，她不停地用笔谈论着这个叫做杜拉斯的人。她不现清楚自己是谁，谁是这个写作的杜拉斯。当她不得不重新回头去读自己的作品时，她在未出版的一本薄子的留边处用一贯那种细密的字体写着--就在死前不久：“这是杜拉斯写的？”“这不像是出自杜拉斯的手。”[12]杜拉斯就是这样，她可能更相信的是自己小说中人物的存在，而不是真实陪伴过她的情人和朋友。甚至在她死后，人们找出她的一本私人簿子，在撕下的一页纸上，她写道：“……我喜欢自己的书。对自己的书很感兴趣。书里的人物就是我生活中的人物……”“文学创作并不是一种机械的对生活的摹仿或反映，也不仅仅是理智的能动的反映，当一位作家完全沉浸在艺术创造的高潮的时候，便会出一种非自觉的甚至可称之为迷狂的心理现象。而天才的作品却往往由此诞生。”[13]这便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以其自身经历写作的反映，杜拉斯一生是矛盾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1170bba1ca50ad02de80d4d8d15abe23492f03e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