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皇帝第一人——皇太极小传 与父亲努尔哈赤单纯的对外征讨不同，1626年即位时的天聪汗皇太极，所面临的形势要复杂很多，所遭遇的矛盾也尖锐得多。内部，皇太极并没有确立绝对的领袖地位；满、汉之间矛盾日益激化；官僚制度与宫室建设都尚在草创阶段；奴隶制的生产方式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外部，明朝在宁远、锦州一带固守；朝鲜、皮岛的明将毛文龙、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从西南、东北两个方向构成威胁。外部问题以征战解决，须讲究方略；内部问题以政治斗争解决，则须讲究手段。对于三十四岁的皇太极来说，这都是考验。 詹妮弗·霍姆格伦（Jennifer Holmgren）在1987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像拓跋魏一样，清朝“皇室成员所拥有的权力与权威来源于官职”，而官职则取决于其能力及忠诚度。在清朝开国时期，能力和战功是决定个人地位的关键。皇太极出生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努尔哈赤诸子中排行第八，但“勇力轶伦”，“嗜典籍”，屡立战功。1616年，努尔哈赤命皇太极为“大贝勒”，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共理机务。此时之八旗，努尔哈赤与大贝勒代善各领两旗，莽古尔泰、阿敏、皇太极、杜度各领一旗。孟森先生在《明清史讲义》中还说：“太祖崩时，八旗亦未遵太祖意分配，太宗独挟两旗，势陵诸贝勒上。”实际上，所谓独挟二旗，是皇太极即汗位后对各旗调整所致。在这次调整中，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原先所领的正黄、镶黄两旗，而自己原领的正白旗归弟弟多尔衮统领。相反，原先领有正红、镶红两旗的代善将镶红旗交出阿济格统领。由此可见，皇太极之所以能得到汗位，在当时并不全是“势陵诸贝勒”的缘故。之前，努尔哈赤曾在天命七年（1622年）就汗位继承问题发表过自己的意见：应该选择有才能又善于授受劝谏意见的人来继承汗位，而汗位的产生应该是由推举产生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家族政治”。因此，在1626年九月初一日皇太极的即位仪式中，刚即汗位的皇太极在盟誓结束后，要率诸贝勒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行三拜礼。此后，三人与皇太极并坐而治，如“三尊佛”。据说，莽古尔泰与皇太极争吵，“举佩刀手摩而睨太宗”，后来还从他家中抄出过十六枚“金国皇帝之印”的木印。可见，这种贵族共治的体制，必然是君主政体发展的障碍。天聪四年（1630年），皇太极的堂兄阿敏因弃守永平城之罪而被黜，镶蓝旗交由阿敏弟济尔哈朗统领，三尊佛遂少一尊。天聪六年（1632年），朝仪中的并坐格局发生改变：皇太极南面专坐，代善和莽古尔泰旁侍。同年，莽古尔泰死，而代善素无大志。至此，四大贝勒并治天下的局面方告结束。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在盛京（今沈阳）正式称皇帝，改元崇德，将国号改为“大清”。 国号的改变，跟“满洲”族名的认定密切相关。皇太极在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下诏：“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之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当初，努尔哈赤以“后金”为国号，是欲接续女真族金朝之统绪；如今，皇太极要放弃“诸申”（女真别译）之名而提升“满洲”之名，反而是要切断彼此间的联系，乃至弃“后金”之号。为什么如此？其间原因，学者们的分析不少：一、不满金朝之残缺——“直以金之半壁天下为未足，易一号以自标帜焉”（孟森语）！二、议和之便——“因明朝人既往往以‘宋金覆辙’为言，破坏和事，故以此金国之字面，实为乞款之障碍，于是乃改金为清，改女真为满洲”（李光涛语）。三、满洲人“力图在自己与金元女真人，特别是后来臣属于蒙古的元代女真之间划出一道分明的界限”（姚大力语）。不过，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命令所有亲王和贝勒们要阅读金朝皇帝金世宗（1161-1189在位）的本纪，却还是反映出皇太极对完颜金朝的矛盾的感情。然而，此数种分析的意义，在于将族名、国号之更易放到了极宏阔的战略背景下来思考。 皇太极本人，也确实有杰出的战略眼光，所以能逐步破解十六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一带多种势力角逐之迷局。天聪元年（1627年）和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两次出兵攻打朝鲜，迫使朝鲜臣服；天聪年间（1627-1635年），他三次出兵攻打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最终统一了漠南蒙古；天聪八年（1634年），他出兵黑龙江，将黑龙江流域招抚到自己的管辖范围。征服朝鲜，就切断了明朝的后援；统一漠南蒙古，则使明朝的北面门户洞开。对于明朝，皇太极则选择绕开重点布防的宁远、锦州，在天聪三年（1629年）和天聪八年（1634年）两次大规模入关，骚扰明朝京畿及山西一带。崇德五年（1640年），皇太极决定攻取明朝在山海关外的锦州、松山等城，从而引爆了明清之间的松锦决战。清军吸取了之前攻城不利的教训，对锦州围而不攻。明朝深知锦州的重要性，派洪承畴总督十三万大军弛援驻守锦州的祖大寿，结果大败。洪承畴本人则被围困在锦州南面的松山。崇德七年（1642年），洪承畴被擒，随后降清，祖大寿亦献城请降。将近两百年后，嘉庆帝旻宁在瞻拜昭陵时赋诗一首，有“歼破明兵十三万，嘶风掣电云飞扬”之语。1松锦之战后，明朝对清军的防线，就退到了山海关一线了。 经皇太极近二十年的砍伐，明朝这棵“大树”已摇摇欲坠了。新建的大清国，却在茁壮成长。皇太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制定“离主条例”解放奴隶，安抚汉人，创建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从而夯实清政权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在政权建设方面，皇太极注重向明朝学习，要求“凡事照《大明会典》行”，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仿明朝内阁设内三院，更创设理藩院以管理蒙古方面的事务。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像范文程那样较早归顺的，还是耿仲明、洪承畴等刚刚投降的汉官，都极受优待，而他们也在清朝兴国史中扮演着重要的地位。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西藏达赖五世罗卜藏嘉木派遣使节到达沈阳，与清国通好。所有这些，《清太宗实录》一语可以概之：“归附者日众，而国势滋大！”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九点到十一点，亥时，夜深人定，“上无疾，端坐而薨”。源自康熙朝重修《清太宗实录》的这段话告诉人们：清太宗皇太极是无疾而终的！只是，五十二岁的“天年”，未免短暂。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时在沈阳的李袗向朝鲜国王报告说：“清汗于本月初九日夜暴逝。”“暴逝”一词，遂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想，再辅以清初“太后下假”迷案，更使得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的沈阳清宁宫之夜扑朔迷离。然而，无端猜测，并不能替代历史的证据。学者认为，皇太极之死是积劳成疾、一朝突发的结果。一年后，即顺治元年的八月初九日，按照清初满人的葬俗，皇太极的梓宫被焚化，骨灰装入“宝宫”，并在十一日葬入昭陵，谥文皇帝，庙号太宗。九天后，七岁的顺治皇帝福临就告别沈阳的旧宫与陵寝，启程前往北京，入主中原。此时如果要问：什么奠定了福临君临中原的基础？康熙皇帝在约四十年之后的《清太宗实录序》中作了回答：“文皇帝以圣神文武之资缵承令绪，式廓弘图，„„大一统之规模，燦然具矣！” 1 钱仲联，《清诗纪事（道光朝卷）》，爱新觉罗·旻宁《昭陵石马歌恭依皇考元韵》，页9364。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12720a08767f5acfa1c7cda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