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唐宋服饰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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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宋服饰变迁

《墨子·公孟》云:“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可见当时列国风俗,从发式到冠帽,从服装到佩饰,都有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区别的形成就在于各地文化的不同。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的外在表现,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和精神风貌,而一个时代不同地区服饰风格尚有不同,不同时代服饰更是大不相同,甚至是风格迥异,不断变迁。唐宋服饰的变迁的特征在于从开放到简约,从感性之美到理性之美。本文采取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根据各种史学资料来探讨从唐到宋服饰风格的变迁。



唐代是我国政治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是有长期的稳定和兴盛,文化艺术繁荣昌盛,封建文化灿烂光辉的时代。其丝绸业空前发展,对外交流频繁,这些都对唐代服饰风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唐朝服饰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尤其是女装,其衣料质地考究,造型雍容华贵,装扮配饰富丽堂皇,形制为汉隋遗风的延续,但由于受北方少数民族和西域文化艺术影响,尤其在盛唐时期,国力兴旺,与邻国朝鲜、日本、波斯等国贸易、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因此服饰形制愈发开放,更加华丽,用色大胆,艳丽非常,服饰趋于感性之美。唐朝服饰整体来看有三大特点:披帛袒领大袖襦裙装、女着男装、穿胡服。

唐代初期女性装束多与隋代相近,上穿小袖短襦、披帛,下着紧身长裙,裙腰束至腋下,用绸带系紮;盛唐时期,来自异域的胡服收到广大贵族女性的青睐,女着男装也盛行一时,“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着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中晚唐以来,胡风减弱,经过改制的襦裙装又成为妇女的主要着装。

对于已经出土的隋唐时期的随葬品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唐墓中频繁出现身穿胡服的人马组合。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的石刻和陶俑中身穿胡服的妇女形象,真实再现了唐代胡服的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妇女穿衣特征表现为高髻,戴尖锥形浑脱花帽,穿翻领小袖长袍,领袖间用锦绣缘饰,细镂带,条纹毛织小口袴,软锦透空靴。由此可见唐前期妇女的服饰收当时西北民族的影响,同时波斯诸国对其也有间接影响,“其丈夫…衣不开襟,并有巾帔。多用苏方青白色为之,两边缘以织成锦。妇人亦巾帔裙衫,辫发垂后。从波斯撒山王朝银瓶人物画上,所见女装也有帔巾,与唐朝帔巾形式略同;后期,唐朝妇女的装饰主要受吐蕃民族的影响。

元稹的《法曲》中写道:“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脸学胡装,伎进胡音学胡月.”表现了当时人们好胡服、胡装的盛况。《旧唐书 舆服志》载:“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幂篱。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徵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则天之后,帷帽大行。又云:“中宗后(女子)有衣男子而靴知奚、契丹之服;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衣胡帽,靓装露面而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开元末,太常乐尚胡曲,贵人撰御,尽供胡食,士女皆衣胡服。除此之外,姚汝在《安禄山事迹》中写道:“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帽,妇人则簪步摇,衣服之制,襟袖窄。这些都展现了当时上到宫廷贵妇,下到小家碧玉,都跟随潮流改变自己,胡服在各个阶层盛行。

唐代胡服盛行的现象,与唐王朝创业及初期君主的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且李氏创立唐朝,经略周边地域与民族,对于少数民族并没有多少歧视,正如唐太宗所言:“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如,不必猜忌异类。若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正是这种广阔的胸怀和恢弘的气势,才使得塞外及他国的文化注入,才使得服饰文化绚丽多彩。此外,丝绸之路的发展,西域拓枝舞、胡璇舞的风靡,工作劳动


的特点都对胡服的发展及流行,唐代服饰的开放性特点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期。宋代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上衰败的历史阶段,宋太祖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杯酒释兵权。导致在辽、金、西夏等游牧民族武力入侵的时刻,无力抗衡,只能大量搜刮民间财物向异族统治者称臣纳贡,换取暂时和平。在思想上,宋朝统治者不是采取修明政治变革图强的政策,而是强化思想控制,从各方面灌输封建伦理纲常的旧观念,进一步从精神上奴化人民,开放性远不及唐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程朱理学和以“恢尧舜之典,总夏商之礼”“仿虞周汉唐之旧”,维护封建道统为目的聂崇义的《三礼图》。我国五代时出现妇女缠足,到宋代进一步压迫妇女的缠足陋习普遍推广,使中国的封建服饰文化更加趋于守旧和封闭,形成了简约质朴主义的特质,服饰趋于理性之美。

根据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相关文献记载,当时人们的穿着可以概括为三个突出特点:一是等级性鲜明;二是装饰性强;三是追求新奇的造型,城市里,百姓的衣服甚至添加了职业上的特点。整体上是头戴卷梁通天冠,宋式方心曲领,长袍和裹头巾,圆领缺胯袍侍从。上着窄杉襦,花裙,肩披帔肩。宋代衫多半以刺绣为饰。高髻,金花细饰,上襦,下裙披帛,结玉环绶宫女。在风格上体现出宋儒气象,造型上坚持变身利事原则,用色上力求质朴洁净。

对于胡服,宋代统治者屡屡对百姓发布禁胡令,但当时服饰已经作为医用文化现象在社会生活中伴随着民族间的不断融合,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胡服在宋朝民间仍旧流行,据张邦基《侍儿录拾遗》载:“爱爱姓杨氏,本钱塘倡女家,年十五,尚垂髫,性善歌舞,幼学胡琴数曲,遂能缘其声,以同其调。”又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笺注》“宋杂剧艺人丁都赛(宋下层人民)头戴浑裹,上插花枝的打扮,辽史记载:契丹民族之习俗,与此相类似。丁都赛雕砖上关于丁都赛穿着的服饰,是内着抹领\外罩紧袖窄衫,开叉及腰,系带,紧裤及襪,足穿靴子.这种奇特的装扮,乃是宋代杂剧艺人所穿的一种‘时装’,从服装样式上看,丁都赛事穿着当时流行的妇女时装,上身汉式,下身契丹式的‘钧墩服’腰系巾帕,背插团(圆形的东西)扇,似有耳环。”与宋代下层民众偏爱胡服所不同的是,宋代当权者,因袭春秋大义观念影响甚深,认为以夏变夷才是正义,以夷变夏则为汉人所不齿。于是在宣和元年正月五日下诏:“先王之法坏,胡乱中华,遂服胡服,习尚久矣,人不知耻,未之有禁,非用夏变夷之道。”虽然,多次的下诏对民间着胡服有着抑制作用,但并没有完全禁止胡服,宋朝民间服饰基本上还是沿袭了唐代胡服,但是样式更加简约保守,色彩单一。与此相对的是,宋代上层服饰,尤其是女性服饰讲求保守拘谨,在唐代窄衫的基础上,更加要求纤细之美,质朴清秀之美,样式上趋于“百褶裙”“千褶裙”,色彩上通常采用低纯度色,如绿、粉、银灰、葱白等或素或秀,保守色彩浓厚,服饰文化不再艳丽奢华,而是简洁质朴。宋代女装拘谨、保守,色彩淡雅恬静,襦衣、褙子的"遮掩"功能加强,一切的"张狂"刹时都收敛了许多,不似唐代的艳丽与开放。



服饰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是时代、民族、文化的综合反映,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社会心态的一种反映。在服饰的从众心理较为普遍和固守封建等级制度的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想,无疑对当时的服饰特点与风格有着极大的影响。唐代由于社会经济稳定,促使统治阶层拥有从容、大度的特质,因此,他们能够坚持开放交流,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并传播本民族文化,采取“拿来主义”与“扬弃”,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兼收并蓄。而到了宋代,北方游牧和少数民族不断崛起,使得宋代整个社会环境不如唐朝的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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