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小传——汤一介] 1927年，汤一介生于天津，原籍湖北省黄梅县，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是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国际道学联合会副主席。 汤一介——文化复兴“逐梦人” “一介书生” 1927年，汤一介在天津出生。此时，他的父亲汤用彤正在天津南开大学担任教授。出生前，他的母亲遭遇了一次黄包车意外翻车，为了保护腹中的孩子，母亲用双手撑在地上，造成了手臂骨折。 汤一介的太祖父正谊公，一生都在湖北黄梅的乡下做教书匠，他最引以为豪的是教出了3个进士，其中一个就是汤一介的祖父汤霖。在汤一介出生前，祖父就去世了。他为汤氏家族留下“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做事情不要逃避困难，也不要逃避责任。这一点，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做到了，汤一介以其一生的经历告诉世人，他也做到了。 汤氏家族世代以读书为本，以教书办学为业，因此，汤用彤似乎是有意择取“一介书生”的含义而为儿子取名“一介”，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一生读书做学问，以传承汤氏家族的家风。 1943年，汤一介在西南联大附中读初中二年级，他有3个比较要好的同学，他们偷偷阅读了《西行漫记》之后，决定从家里偷黄金，然后去延安看一看。不料刚到贵州就被贵州警备司令部拦截而被学校领回。 汤一介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再回到联大附中。汤用彤和夫人决定送汤一介去重庆南开中学读书。目睹父亲为他奔波的疲惫身影，16岁的汤一介第一次开始心疼自己的父亲。1945年，汤一介从重庆又回到昆明，去西南联大先修班旁听。为了儿子的教育，汤用彤找来了《史记》《汉书》等古典文化名著让儿子阅读，并请来了钱学熙教授为他补习英语。后来，北大为没有考取的一些学生设立了先修班，汤一介就成为了先修班的正式学生。 此时的汤一介已经变了。他不仅在先修班努力学习，而且阅读范围也更加广泛。1947年的冬天，汤一介被选入北大学生自治会后不久，在年底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社团组织——“腊月社”。正是在这一年，汤一介升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从“根正苗红”到“黑帮分子” 1949年11月，汤一介加入中国共产党。没过多久，北京大学中文系准备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总支部，这样，哲学系的优秀青年汤一介就被选入了这个团总支部做组织委员。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青年汤一介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乐黛云。 1952年9月13日，汤一介与乐黛云结婚了。这一年，汤一介25岁，乐黛云21岁。结婚典礼就在小石作胡同的汤家。按照两人的策划，婚礼只准备了喜糖、花生、瓜子和茶水。晚上8点，乐黛云的同学、共青团团委会的战友们和党委的一些领导都来了，气氛热闹活跃，乐黛云还发表了结婚演说。 虽然一心革命的汤一介和乐黛云举办的是一个“反传统”的婚礼，但是汤用彤和夫人还是按照当年中国人的风俗，宴请了亲朋好友。为了表示“革命”，汤一介和乐黛云没有参加。 遵照父亲的心愿，汤一介于1956年10月进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在汤一介的整理和编辑下，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终于在1957年6月出版。 1957年，汤一介的妻子乐黛云被打成右派。北京大学对她“处理”的最后“结论”是：戴上“极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立即下乡到门头沟监督劳动。当时，乐黛云刚刚生下小儿子。此时，汤一介正被下放到京郊的大兴县搞“人民公社化”。 在京郊门头沟大深山里的乐黛云在3天后接到了写着“乐黛云同志收”的信，这是汤一介写给她的第一封信，也是乐黛云来到深山接受监督改造后第一次与“同志”二字相连。乐黛云终于忍不住哭了。当时，只有她的丈夫称她为“同志”，而且敢于写在信封上公开表白于“光天化日”之下。 从乐黛云来到门头沟，一直到1962年返回北大，差不多4年的时间里，他们坚持一个星期通信一次，几年下来彼此来往的信件积攒了满满一大包。 受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个时期汤一介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也没有离开当时的政治形势。汤一介积极参加了批判修正主义的理论队伍，他和其他三个同行起了一个共同的笔名叫“司马文”——就是“4个马克思主义”的意思，撰文批评冯友兰的“道德可以继承”的论点。 “文革”开始以后，汤一介成为了“黑帮分子”，多次遭到北京大学校内的批斗。那时，还有很多从全国各地来北大串联的红卫兵。只要他们来到冯友兰的家，就一定会把他从家里拉出来进行批斗，同时再拉出一壁之隔的汤一介一块陪斗。批斗会的开场白照例是“现在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和黑帮分子汤一介”，接着就是要他们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文革”结束后，有一次汤一介见到冯友兰，他对冯先生说：“当时几乎每天都有红卫兵对您进行批斗，您却始终镇定自如，一动不动，您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您到底害怕不害怕？”冯友兰听了只是微微一笑，他对汤一介说：“怕是有些怕，但是当时我什么也没听见，只是在心中默念：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就是说，你们讲这些都没有意义，我心里默念这个东西，使得我的心情能够镇定下来。”说完这话，两人相视大笑。 1973年，汤一介被选入“梁效”写作班子(中央文革小组的御用写作班子)。后来，汤一介称这段岁月是“身不由己，无心为恶”。 我该听谁的？我只能听我自己的 “四人帮”垮台后，汤一介被隔离审查，1978年被平反。 被隔离审查的汤一介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该听谁的？”而后他反思：“我之所以走了一大段弯路，主要是因为我没有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而后他决定“我只能听我自己的”。 1980年，汤一介恢复了教学资格，重新走上他离开了多年的讲台，整理出版了《郭象与魏晋玄学》一书。对于《郭象与魏晋玄学》，学者傅伟勋有一个评价，认为其经历了“文革”严冬后，在政治气候还乍寒乍暖、普遍的心灵滞塞、头脑僵固尚未消除、禁区犹在、壁关重重的困难情况下，汤一介首先想到的是要冲破学术上的种种教条，寻找新方法，提出新见解，走出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 多年来，汤一介对当代儒学探讨最深切、收获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是“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和“内圣外王之道”三个问题。“普遍和谐观念”是汤一介在1992年前后以“天人合一”的理想和推崇“和为贵”为宗旨提出的。 在这个问题中，汤一介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及“人自身内外身心的和谐”四个方面，指出“普遍和谐”是儒家思想最宝贵的资源，也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而在当今科技发达、人类扩张与征服愈来愈强、自然与社会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普遍和谐观念”尤为重要。 2003年，76岁的汤一介被任命为国家《儒藏》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总编纂。此外，汤一介还分别承担编写《中国儒家经学史》《中国儒释道三教关系史》以及“研究和谐社会和儒学关系”“研究儒家理论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问题”等研究课题。 在80岁寿辰的时候，汤一介曾说：我真正开始做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应该说在1980年。这时我已经53岁了，但我没有气馁，仍然希望能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尽一点力。但毕竟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了，要想真正成为一名有创造性的、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已不可能。“虽不能尔，心向往之”而已。 显然，这并非他一个人的悲剧。(有删改)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17c866fa6c85ec3a86c2c5f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