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巴金与《往事与随想》 作者：高玉林 姚宏越 来源：《北极光》2015年第03期 《南方周末》当年曾发过一篇文章叫《走了“常凯申”，来了“赫尔珍”——为〈赫鲁晓夫〉挑刺》，这里的“常凯申”，典出一位教授的译笔，指的是蒋介石;而赫尔珍就是俄国哲学家、作家、革命家赫尔岑。恰巧，笔者的手边一直摆放着洋洋一百五十万字的赫尔岑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的全译本。 《往事与随想》前两卷的译者是已故的巴金老人。不夸张地讲，对巴金先生的一个全新的认识，也可以说成是他令笔者史无前例肃然起敬的原由，是由这两卷译笔开始的。我们相信凡是读过这两卷巴金译《往事与随想》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这虽是赫尔岑的杰作，也是巴金一生的随想。晚年巴金借青年赫尔岑“特立独创而冲动不羁的性格”，在自己近四分之三生命中的浪漫与激情随着文革的爆发而戛然而止后，再次向国人表明自己青年时的理想。 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舒乙写过一篇题为《巴金的三件大事》（文章出自李存光编选《世纪良知——巴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1月。标题不确，从内容上看，应为《巴金晚年的三件大事》）的文章，里面写道：“巴金的文学道路大致分四个阶段。在1978年开始的第四阶段里，巴金完成了三件大事：一、创作《随想录》;二、编校《巴金全集》;三、倡议并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段话有两处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对巴金文学道路的划分，舒乙先生显然是以巴金晚年文学活动的“塔尖”——《随想录》的创作作为第四阶段的开始的，但是笔者却认为创作《随想录》与翻译《往事与随想》不可割裂。陆正伟在《〈随想录〉的发表与潘际坰》中说：“但此时，他（笔者按：指巴金）的生命已步入了老年，多病、衰老向他频频袭来，为了集中精力完成《随想录》的写作，他不得不调整了创作计划，放下了翻译到一半的《往事与随想》，但他创作《随想录》的思想意义同翻译《往事与随想》是一致的，如果说《往事与随想》是上篇的话，那么此时巴老正在创作的《随想录》就是下篇了。时代、环境和作者虽然不同，但它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巴老与赫尔岑一样，都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痛恨扼杀人性的封建专制，追求民主、自由，把个人所亲历的血和泪的道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承前启后，巴老高举起‘讲真话’的旗帜，表达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历史社会的严肃思考和良知。”从翻译《往事与随想》到创作《随想录》，在时间上虽然是交替的，但这并不等于在开始动笔写《随想录》后，巴金就停止了对《往事与随想》的研读和修改，并曾在1978年、1979年为《往事与随想》写了后记。因此，笔者认为，将巴金文学道路的第四个阶段初始年代定在1978年，不妥。 第二，翻译《往事与随想》堪称巴金晚年的一件大事。巴金本人也多次强调翻译《往事与随想》之于他晚年的意义，在《往事与随想》的后记中，他说：“我翻译这部被称为‘史诗’的巨著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出版的事，我只是把它当做我这一生最后的一件工作……”而在《随想录》的后记中，巴金也再次坦言：“《随想录》是我翻译亚·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的副产品。”众所周知，《随想录》是巴金对“文革”对“四人帮”的反思，是一本“现代忏悔录”（陈思和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182bb7e130126edb6f1aff00bed5b9f3f90f72a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