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给当代关于克隆的争论找出一个守护圣徒的话，安迪·沃荷当之无愧。沃荷不仅认为每个人都有15分钟的成名时刻，例如律师、哲学家、神学家以及在伊恩·维尔穆特成功克隆多利羊后，发现他们自身特长成为有线电视台夜间道德评论节目热捧对象的生物伦理学家；沃荷同时将“克隆”也就是同一现象的重复复制推向了大众文化的中心。除了复制玛丽莲·梦露图片和金宝汤图案以外，人类现在克隆了羊。遗憾的是，主导目前克隆争论的正是沃荷夸大其词的能力，而不是他的智慧和另类观点。 如果我们用评判一篇有说服力的哲学或法律分析的标准去武断地评判评论员文章、受欢迎的脱口秀和夜间广播节目，那会有失公允。但大众媒体应该更多地将有思想的公共讨论引向关于人类和非人类动物克隆的法律、道德、政治、医学和科学角度。 《自然》杂志公布了伊恩·维尔穆特从一只成年羊乳细胞中成功克隆出多利羊的消息后，我和我在哈斯汀斯研究中心的同事们一样，接受了几家媒体采访。虽然采访前我向一家洛杉矶电台广播员清楚地表明我不是一个神学家，也不代表任何宗教组织，但录音时我还是被出乎意料地问到上帝如何看待克隆以及克隆是否“违背自然创造”。可以想像，广播员不希望讨论宗教伦理学家如何就克隆道德性问题进行早期公开演说。相反，他只是想让我对此有一个剧烈的回应，然后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以及各式各样的宗教信徒就会蜂拥地打电话到广播电台。 除了不停地给公众灌注夸张的惊呼声和文字版本以外，媒体们一致将焦点放在涉及克隆人的问题上，却几乎一点也不关注克隆非人类动物所带来的道德影响。我们当然要讨论克隆人的伦理性，但克隆非人类动物已经发生并值得引起人们思考其伦理性问题。 虽然我怀疑我们能否为克隆动物找到具有说服力的论证，但不应该忽视实际上进行这样的论证与仅仅假设非人类克隆总是没有问题的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很显然，人类很多时候已经把非人类动物视为商品，比如作为食物来源。但如果克隆动物的目的是为了把它们作为“医药工厂”原料，用来制造胰岛素和其它物质，治疗人类疾病，就应该引起我们思考这种态度应该延伸多远的问题。人类使用其它物种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道德义务？给人类带来的潜在医用价值是否大于鼓励人们把非人类动物视为工具并用来满足人类目标所产生的危险性？这些问题应该成为公众关于克隆讨论的一部分。考虑到一些人对于使用陷阱捕捉野生动物的关注，对于饲养动物生活环境的关注以及在医药研究中使用和对待动物问题的关注，我觉得这方面公众信息的不足比较令人费解。 媒体对于克隆问题疯狂聚焦，这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简单地假设人类只不过是他们基因的产物，这种观点通常被称为“基因本质主义”。电视主持人和电台广播员提出是否有可能组建一支全部由迈克尔·乔丹克隆人组成的篮球队。而哲学家、神学家和其他专家已经郑重对此重申回应说，人类行为毫无疑问与基因成分有关，但是包括子宫环境、家庭动态、社会环境、营养和其它个人历史在内的一系列因素在个人发展过程中也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从一个出色运动员DNA中产生的克隆人也有可能对体育不敢兴趣。 这条更为复杂的信息已经引起了更多媒体关注，我们仍然继续听到描述富人有天可能复制出他们自己，或者拥有换致命疾病小孩的父母可以创造出小孩复体之类的故事。纽约大学科学社会学家多罗西·内尔金所指的“像天命一样的DNA”似乎还在给大众媒体带来震撼。 更重要的是，克隆问题反应出大众媒体希望通过暗示科学“进步”不可停止来培育人们对于技术和科学决定论的态度。当然，许多科学家也赞成这些看法，并且时常拒绝承担 他们参与可能导致人类灾害有关研究的道义责任。但是科学家不应该仅仅只做他们的研究，而把道德论证留给他人去做。他们应该参与公众关于一些科学项目是否有害以及是否应该继续进行的讨论，因为这些项目会带来不合理的、非人性化的影响。许多核物理学家公开批评核武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们在限制有可能制造更有效核设备研究方面起了很大帮助。 单凭技术上可以做到重复克隆动物甚至最终克隆人类，不足以说明科学家们就像是骑着一头有能力冲垮它前面任何东西的神象。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科学研究的使命可以让它游离于道德关注这条制约所有人类其他活动的网络之外；脱离法律和社会其他东西，科学研究也不复存在。背离这种观点也就是屈服于否认公民责任和义务的技术决定论。 尽管媒体将事情过分简单化，公民们仍然有义务去仔细审查所有相关问题。如果有必要，还可以通过法律、职业行为规范和制度性政策对克隆进行管理。就学者、决策者和相关公民如何能够共同努力，更好地开展关于科学技术新发展道德问题的公共讨论，我想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科学家和伦理学家需要对彼此的工作有更全面的了解。科学家必须知道他们研究带来的道德影响并且在公开场合讨论研究时提及这些影响。绝大多数科学家所接受的正规教育不鼓励他们考虑道德问题。但是目前绝大多数医药和护理学校已经开设了生物伦理学课程，而从事人类基因、生物化学和动物生理学研究的研究生也不鼓励考虑他们研究的道德方面。同样，绝大多数伦理学家对科学知识了解甚少，即便如此，他们中有些人觉得自己最有权对新科学发现的道德问题进行评论。 这种认识上的缺口形成了对目前最迫切伦理问题一种不准确、不真实的概念。例如，研究人员现在的实际困难在于将克隆非人类动物适用于开发药物产品。在研究人员开始认真考虑研究涉及人类项目之前，需要对非人类克隆进行长时间的研究。对科学有更多了解的伦理学家不会引导媒体关注人类克隆，他们可能会将公众争论转向克隆羊、猪和其它动物所带来的道德问题，这些问题最需要公众即时讨论。 因此，我们应该在各种科学院系开设更多有关现代科学研究伦理的课程；为伦理学家提供基于人类基因、解剖学和生物学的课程，并且设立继续教育课程和论坛，把科学家和人类学学者结合起来。 第二，伦理学家需要通过更好地方式在公众媒体面前表达他们的关注。科普型科学杂志如《科学美国》、《新科学家》、《发现》、《科学》等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普及版本，但它们也极少专门讲述所报导发现的道德含义。遗憾的是，大多数学术期刊即便涉及科学话题的道德方面，它们也缺乏科普杂志那样广泛的读者群，比如哈斯汀斯中心报告、医学伦理杂志和剑桥医护伦理季刊等。目前，在坚持对科学、医药和健康护理进行伦理分析方面做得最为“受欢迎”的杂志可能是《纽约时报杂志》。 如果伦理学家希望不只是用细节冗长的惊呼声来引起更多读者注意，他们需要为他们的疑虑找到合适的出口并加以宣传。例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伦理中心主任阿瑟·凯普兰在指导明尼苏达大学生物伦理中心时曾为《圣保罗先驱报》定期撰写周刊报纸专栏。他的专栏谈到了医学和科学研究的伦理问题。其他学者还没有效仿他那样做，部分原因可能是许多学者觉得为大众媒体写文章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他们错了。 提高公众对这些重要问题辩论意义的一种途径是让大学鼓励其教职员工为报纸、普及杂志甚至是社区通讯写文章。这种方式的沟通应该被视为对其他形式公开研究的一种重要补充。利昂·卡斯在《新共和》上发表了关于克隆的文章，其他科学家在同一刊物上也撰写了关于辅助性自杀的文章，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作品出现在受众群很广的杂志上就认为它们不那么重要。不要忘记如果大学要获得公众支持，他们必须一直被视为社会的重要力量，一个达到这种目的很简单的方法就是鼓励大学教职员定期参与公共讨论。 最后，我们需要把公众关于科学领域内伦理问题的讨论扩展到大众媒体以外。我们应该创建学者和社会各界公民都能参与讨论问题的论坛，以此作为对全国生物伦理顾问委员会活动和大学研究中心伦理学项目的补充。除了为研究项目的学者单纯提供一个聚会场所以外，像哈斯汀斯中心、乔治城大学肯尼迪伦理学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伦理学研究中心等机构需要开展外向性研究项目，成立包括非专家在内的社区讨论团体。我的经验表明，公民组织成员以及社区健康团体都非常渴望讨论克隆话题，比如纽约市民健康护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1d55dddfa58da0116c17497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