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艺”之异同布瓦洛对贺拉斯文艺思想的沿袭与创新 作者：曲巍巍 来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旬刊》 2011年第4期 （渤海大学 大学外语教研部，辽宁 锦州 121013） 摘要：贺拉斯是罗马帝国时期的文艺理论家，他在《诗艺》中提倡的古典主义创作原则开创了西方古典主义的先河；布瓦洛是十七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的立法者和代言人，他的《诗的艺术》对新古典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进行了详尽的解说与规定，被尊为新古典主义的法典。本文通过对比两位文艺大师的著作，探究布瓦洛对贺拉斯文艺思想的沿袭与创新。 关键词：贺拉斯；《诗艺》；布瓦洛；《诗的艺术》；文艺思想；沿袭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I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1）04—0017—02 一、布瓦洛与贺拉斯文艺理论的时代特征 贺拉斯是生活在古罗马文学黄金时代—奥古斯都时代的杰出诗人、文艺理论家。他凭借传统的诗学理论，反思并总结了罗马文艺创作经验，提出了一整套古典主义的创作原则，继承了古希腊模仿说的传统，论述了寓教于乐的艺术功用，强调了诗人的道德修养，完成了《诗艺》的创作。这封写给罗马贵族皮索父子的诗体信简，对文艺复兴和新古典主义时代的文艺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成为了拉丁古典主义的奠基人。 其后辈布瓦洛生活在17世纪法国中央集权制时代。该时期是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进一步强大的时期，也是趋向没落的封建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强化王权的时期。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强化封建王权，在意识形态领域强调秩序和理性，与此同时在文艺理论上进一步强化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的理论体系，于是出现了新古典主义。为了适应君主专制的需要，布瓦洛创作了《诗的艺术》，他以宫廷文艺代言人的身份自居，将官方的文化政策改铸成学术规范，系统制定了具有鲜明新古典主义特征的文艺美学理论，成为了新古典主义的立法者。在这部撰写了5年之久的诗体著作中，布瓦洛不但继承了贺拉斯《诗艺》中的古典主义文艺理论，沿袭了其诗学原则，而且吸收了体现十七世纪时代精神的笛卡尔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并渗入了同时代古典主义文学创作的实践经验，对新古典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进行了详尽的解说与规定，从而使该书成为了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法典，为其本人赢得了“巴纳斯山的立法者”的称号。 二、布瓦洛《诗的艺术》对贺拉斯《诗艺》文艺理论的沿袭与创新 （一）文艺创作原则论 1�仿古借鉴原则 贺拉斯对古希腊艺术情有独钟，他主张诗人应当尊崇古典、效法古典这样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贺拉斯借鉴原则的提出首先由于古希腊文艺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足以成为罗马学习的楷模。其次，贺拉斯提倡古希腊文艺目的在于改革罗马诗风。他告诫罗马诗人们“应当日日夜夜把玩希腊的范例”。同时，“敢于不落希腊人的窠臼”。他劝诗人到风俗习惯中去寻找模型，从现实的生活中汲取活生生的语言。布瓦洛仿效了前辈，特别是贺拉斯的诸多文艺理论，并且在《诗的艺术》的第三章中，用一整个诗节来赞颂荷马的写作才能，“他的书是众妙之门，并且是取之不尽。他处处叫人欣赏，永远不使人疲惫。”两位文学艺术大师都列举古人之例，作为良好借鉴。他们要求作品情节的开头要点明中心，平易简朴。不同的是贺拉斯更热衷于荷马式的倒叙开头，布瓦洛则要求开宗明义，早早入题。 2�合式统一原则 贺拉斯认为希腊古典文艺的精髓在于“合式”。“所谓‘合式’，原意是恰当、适宜，在艺术上要求做到协调适中、妥帖得体、恰到好处，即艺术形式的和谐统一”。贺拉斯指出：“不论作什么，至少要做到统一、一致。”遵循整一性，才能使艺术恰到好处。布瓦洛继承了这一原则，并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体现在以下三点中：首先，贺拉斯在《诗艺》中明确提出艺术形象的构成要有整体统一性，并把和谐整体的要求推广到风格方面，反对为炫耀而在作品中插进一些色彩特别鲜艳的辞藻；同样，在《诗的艺术》中，布瓦洛也要求作家们“必须用精湛的技巧求得段落的匀称；把不同的各部门构成统一和完整”。像贺拉斯一样，他反对讲求辞藻与矫饰，提出：“要从工巧求朴质，要雄壮而不骄矜，要优美而无虚饰。”其次，两人都将人物性格类型化了。贺拉斯把人物性格分为两类：一类是作家创造的人物性格；另一类是大家熟知的传统人物性格。对于前一类人物性格，诗人“必须注意不同年龄的习性，给不同的性格和年龄以恰如其分的修饰。”而后一种类型的人物性格，因为在长期的流传中已经定型，不宜改变，只有保持原貌，才令人信服：“你想在舞台上再现阿克琉斯受尊崇的故事，你必须把他写得急躁、暴戾、无情、尖刻”；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也要求性格与年龄相统一，要作家善于发现个性的不同。两人都主张即使创造新人物，也应始终如一，不相矛盾。再次，人物语言要与人物的性情、情感、职业等相匹配。贺拉斯说：“忧愁的面容要用悲哀的词句配合，盛怒要配威吓的词句…”。布瓦洛则言：“每种情感都说着一个不同的语言：愤怒之情最激扬，要用高亢的话语，颓丧之情就要用比较低沉的词句。”贺拉斯以他独到的体会和发现阐释了合式原则，布瓦洛结合其当代作家的写作特征沿袭并深化了这一原则。“合式”可谓二者文艺思想的核心, 集中地体现了他们的审美理想。 3�理性主义原则 古典主义者一般都是普遍人性论者，他们相信人性中都有理性。贺拉斯继承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原则，崇尚理性，提出判断力是写作成功的开端和源泉，他指出作家应懂得怎样把人物写得合情合理。而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继承并发扬了贺拉斯的理性原则，他认为理性是艺术作品的思想灵魂，是决定作品成败的关键。无论是文词的搭配，音韵的选择，还是情节的安排，性格的塑造，都必须在理性的指导下才能妥当的进行。他告诫诗人，千万不能执于偏激，丧失理性，使文章光怪陆离，不和常理。实际上，布瓦洛所坚持的理性信条，不仅仅是对贺拉斯思想的沿袭与发扬，更受到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影响。这位近代哲学的鼻祖在“怀疑一切”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我思故我在”。他深信理性的权威，主张一切都要在理性的尺度审视下才具有价值。 （二）诗人道德修养谈 布瓦洛关于诗人道德修养的论说与贺拉斯《诗艺》中的观点如出一辙。布瓦洛劝说诗人从容地写作，要不失耐心地反复修改，不断润色它。这一点与贺拉斯《诗艺》中提出的“诗人要肯花工夫、花劳力去琢磨他的作品”之论述完全重合。同时，布瓦洛在《诗的艺术》的第四章中提出的诗人不能平庸，不听谄媚之言，广泛耐心接纳批评，以及不背叛道德，追求荣誉却不能为金钱腐蚀的论说也是贺拉斯思想的延续。他们告诫诗人热爱道德，修养灵魂，莫要嫉妒，自尊自爱。在文章的末尾，布瓦洛提出了更易为现代人效法的观点: “你的著作尽可以多风趣极尽妖娆，你的为人也还要善处世风生谈笑”。他主张诗人致力于创作的同时，也要广交朋友，做信义之人，这一点是贺拉斯未曾提及的。 （三）文艺社会功用评 关于诗的社会作用和美育功能，贺拉斯主张诗应秉承神旨以指导人生，“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寓教于乐。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话要说的简短，容易理解，易于记忆。对于戏剧来说，则应切近真实，不可随意虚构。唯有如此，才能既劝谕读者，又使之喜爱。布瓦洛沿袭了贺拉斯的这种思想理论，在《诗的艺术》中，他同样要求作者们处处能将善、真与趣味融成一片；他剖析读者的心理，指出“一个贤明的读者不愿把光阴虚掷，他还要在欣赏里能获得妙谛真知。”两位古典主义艺术大师都非常重视艺术作品的价值，贺拉斯在美学史上第一次提出“寓教于乐”的主张，布瓦洛继承此观点，继续教育后人把艺术的教育作用和审美娱乐作用结合起来。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1e01ed8fef3a87c24028915f804d2b160b4e86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