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黄历四:捡谷子 相信每个孩子就是一个世界,而每个世界由于时代不同,家庭环境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经历。一些事情转身就忘,而一些事情便会终身难忘。对于生产队里捡谷子的点点滴滴,总是在不经意中回想起来,其中最让人回味无穷的就是在滇西北乡村里捡拾谷子的日子了。 那也就是读小学三四年级的光景,学校里也有基地,一到农忙季节,学校里也经常组织劳动,高年级的同学就拿了锄头、镰刀之类的工具,开挖学校基地,或者收割学校地里产的各种农作物。那时候讲究的是以集体的利益为重,谁自私自利是会被嘲笑和批评的,因此干学校里的活路比干家里还积极认真。我们低年级的小同学就做些搬运工作,扛扛稻草,顺顺包谷杆,运运粪,捡捡泼撒的黄豆或者蚕豆什么的。总之,只能当高年级同学的下手。 不过那时候的学生确实想偷懒的同学非常少,个个都干得极为认真。因为一般学校基地也多,学生也分散,有时候老师也管顾不过,一般的也就大学生带着小学生干的。也许因为那时候子女也多,孩子大多都是放养,也照管不过来,也就顺其自然吧。不像现在都是安全第一,宁可让孩子不经受锻炼,也不愿意冒风险让他们去做事情,也就成圈养中成长起来的温室之苗了,自然是经不起各种考验的,同时很多躲避危险和劳动生产的各种知识也就非常的匮乏了。我们那时候的很多生活和生存知识,就是在学校基地劳动过程中接受和学到,且体会到传、帮、带的重要意义。 那时候一到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不上学的日子,就跟父亲到地里劳动,或在家里要做很多家务事。特别是农忙季节,那几乎就整天泡在地里。有时候学校里也经常组织劳动,就是上学劳动也是非常正常的,想想看那几年就是城市里的知识青年也要上山下乡的,更不用说是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村娃娃了。当时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印象不深,但好像村里也有两三个上海来的知识青年,也有大人们编撰的一些关于知识青年们的故事流传着,比如看到鹤庆县城钟鼓楼下,有人将果松的松包从山上背下来卖,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以为是菠萝,还以为这里的菠萝太便宜了,几毛钱卖了一大箩。带回家去用刀子削皮,就是削不动。比如知青将麦苗当韮菜的黑色幽默传说。还有更多的一些知青和村里人好上的半拉子有带点颜色的成人故事,那时太小,有的东西也就不大理解了。总之,人家城里知识青年都下到我们这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我们这些本身就是贫下中农的子女,还“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那是如何解释也解释不清的,这样劳动就成了我们那代人的必修课。 在学校里劳动自然是为生产队劳动了,有时记点工分,有时不记工分。不记工分的时候,为了调动积极性,有时候也作一些登记。比如背粪背了几转,挖地挖了几分田。当然我们小学生最多的时候就是捡谷子,碗豆或者蚕豆,如果记工分了,就按斤头来登记工分,斤头多的工分也多,斤头少的工分也少,一般登记也就是村上来的知青进行登记。非常高兴的是能和他们撇上几句蹩脚的普通话,觉得就已经是非常心满意足了。因为那时候知青跟我们这些小孩子接触得很少,由于小的原因,那些知青跟我们也没有什么交往,听说他们都是从大城市大上海来的,更是崇敬得五体投地,能和他们接触一下也好像会沾上他们一点洋气似的。毕竟在滇西北深山沟里长大,对于外面的一些事情,只是在书里或者老师课堂上给我们吹吹,至于什么情形,那只能靠自己的想象了。可是再丰富的想象,也不能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地乱吹一气。那时能够接触到有文字的东西就是语文和数学课本,最多看过几本连环画书。在农场里看几场电影,不是《地道战》、《地雷战》和小兵张嘎,就是现代京剧样版戏《白毛女》、《红灯记》和《红色娘子军》,其它文化来源就是祖母或母亲讲的一些民间传说故事。 到了秋忙季节,星期六下午不上学,或者星期天的日子,就约了邻居的几个孩子,就一起到已经收割完毕的生产队稻田里捡谷子。有时候肚子饿了,就挖吃蚕豆芽豆子。那芽豆子是因为种豆的时候没有丢进洞里的蚕豆,刚开始有水分便发了芽,后来水分干了后,便就成黄红色干瘪了的芽豆子了,也有比较高亢的地方,经秋日太阳的曝晒成了芽豆子的。这芽豆子经过发芽糖化后,吃起来甜蜜甜蜜的,煞是好吃,而其它正常发育起来的蚕豆,已经长出绿绿的叶片。芽豆子更好吃的是灌在兜里回家,将芽豆子捂在灶堂内的子母灰(烧柴后留下的火灰,因为烧出灰的日子不同,我们这里形象地被称之为子母灰)里,就在子母灰上面烧旺火,不一会那些芽豆子便在里面吹火来,有的好像在偷笑似的噗噗有声,也有就干脆“嘭嘭”地兴高采烈的炸开了嘴。这时灶房里就充满了清香糯甜的芽豆子味,忍耐不住的我们,就赶紧刨开子母火灰,也不顾烫也不顾熟不熟地放到嘴里大嚼起来。恐怕现在再高档昂贵的零食,也没有那个美妙的回甜香味。 既能挖芽豆子,还能捡谷子以解饥解馋的美妙休闲,现代人是无缘享用的。 利用周末捡谷子的事,自然大家都不敢怠慢,生怕自己捡少的,一方面回家又受母亲的包弹(方言,责怪之意),一方面别的都捡多,自己拿在手里,不免在回到村里时,遇到嘴巴尖刻的人,会受到奚落,正是这些双重的压力,自然是要勤勉奋发地捡更多的谷子的。 不过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有一天学校里组织捡谷子,放学前要把捡到的谷子交到生产队农场里,我因为黄胶鞋上的带子散了,就在后面系鞋带,同学们不论男女都鱼贯着往生产队农场交捡的谷子,因为谷子还要上称,要等知青慢慢地称了登记,还得排队,大家就不顾伴地往生产队农场奔跑而去,我只耽误了几分钟,便赶不上他们的了。刚好到门口,我阿开姨见我就往生产队农场跑,就大老远地喊:“憨儿子,没人看见,你把那捆谷子背回家算了。” 可这是生产队的谷子,我怎能往家背呢,我没有听她的,还是往生产队农场跑。回家我阿开姨还一个劲地在我母亲面前挖苦我这个憨儿子的憨包劲,尽管我母亲只是笑笑,但我那时只觉得,应该公私公明,集体的东西我怎能居为已有呢。也许是那特定环境里给我的教育,让我们有了公私分明的深刻意识,让我一直以来毫不含糊能分清公私。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25b0f1cb2f3f5727a5e9856a561252d381eb205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