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实质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极乐寺坐落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尽头，是老哈尔滨龙脉所在，建于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占地面积57000平方米。极乐寺是东北三省的四大著名佛教寺院之一，与长春般若寺、沈阳慈恩寺、营口楞严寺齐名。它既是佛教徒参谒朝拜的北方佛教圣地，也是中外游人观赏浏览的名胜所在，已被列为全国重点开放寺庙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由静波法师住持。 佛教理论的实质内容是讲世界是苦的，只有信佛教才能找到摆脱痛苦的道路。佛教认为现实世界就是个痛苦的过程，所谓“苦海无边”。为此他们提出了一套说明困难和解决苦难方法的学说，即“四谛说”。所谓“谛”是真理的意思，“四谛”即佛教关于人生苦恼的摆脱苦恼的四大真理，包括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苦谛，概言之是讲包括人在内的众生的生命，生存就是苦。苦的含义，主要不是专指情感上的痛苦，而是泛指精神的逼迫性。佛教认为，一切都是变化无常的，由于众生为无常患累所逼而不能自我主宰，因此没有安乐可言，只有痛苦。这一教义，成了全部佛教的出发点。集谛揭示灭谛人生痛苦的原因，它是早期佛教理论的基础。佛教认为，一切苦恼的原因是贪求欲望，称之为“爱”。灭谛指灭除贪爱欲望，断绝产生苦恼的根源，获得精神绝对自由。佛教称这种最高的理想境界为“涅槃”。道谛讲达到灭除痛苦，进入涅槃境界的方法和途径。道谛的主要内容就是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佛教真谛的大纲还包括“三法印说”。“法印”即法之印章，在中国如果某些经典和法印的思想一致，则被认为是佛教的真说，如果与法印的思想相悖，则被判定为不是佛所说。“三法印”包括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诸行无常”是说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都不是永恒的，而是生灭变化的。“诸法无我”，佛教反对婆罗门教主张世界上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由最高的实体或终极的原因——“我”所演化出来的。认为一切存在都没有独立的不变的实体或主宰，都是因缘聚合而成的、相对的和暂时的。“涅槃寂静”指远离烦恼、断绝相累、既然常在。 佛教在中国的历程，就是佛教中国化，即由纯粹外来文化转化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佛教适应中国文化，接收其改造的过程，同时也是它影响、改造中国文化的过程，对中国文化的整体风貌产生了巨大影响。 佛教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佛教的研讨促进了中国人逻辑思维的发展，如魏晋时期流行的般若学的研究启发了人们的理论性趣，对推动哲学转向抽象的思维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宣扬一切皆空，与玄学“本无”的旨趣相合，佛教助玄学得以传播。宋明理学的“理”在宋代成为哲学的最高范畴，被称为宇宙的绝对主体。在佛教中，“佛性”指的是成佛的原因、根据和可能性，认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皆能成佛”，要求把人的全部活动都纳入促进“佛性”的轨道上来。这种思想正好和儒家的“性善”、“尽善”说和“先知先觉”说完全融合了起来，成为宋明理学中“心即理”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的重要来源。 佛教给与中国古典文学以广泛、深刻的影响，其影响在小说、诗歌、戏剧等方面都有所体现。首先在诗歌方面，魏晋以来佛教不断中国化，在诗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诗人的作品中都有意无意的表现了佛理、佛趣等佛教思想，使中国诗歌的题材、境界和语言格调都有了新的开拓和提高。从魏晋的玄言诗到南北朝的山水诗，从唐诗到宋词，无不受到佛教思想和佛教艺术的深刻影响。佛教鼎盛的唐代，诗人崇奉佛教的很多，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王维，他的诗对佛典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富有禅机，饱含理趣。其次在小说和其他文学形式方面，。佛教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影响很大，小说在故事来源、体裁和构思等方面，无不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如《封神演义》中的哪吒太子的故事就是出自佛书之中。《西游记》中菩提法师在半夜传法术给孙悟空的情景，就是从弘忍法师半夜传衣钵给六祖慧能的服饰演变而来的。佛教还对唐以来的通俗文学形式如俗讲、“弹词”、“鼓词”等也有较大的影响作用。另外，佛教的善恶报应观、因果轮回观等，对中国的小说、戏剧、说唱等艺术形式的“大团圆”式结构模式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佛教艺术丰富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形势和内容，如佛教石窟的开凿、佛教寺塔的修建、佛教石窟中的雕刻等，同时佛教壁画也开启了中国佛教绘画的发展之路，从三国及魏晋最早出佛的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援佛入画，使中国绘画的画意更加空灵、寂静、回味无穷。另外藏传佛教流行地区特有的以佛教内容为主要题材的一种艺术形式——唐卡，也是一种优美独特的艺术创作。据有关史料记载，大部分佛教音乐是从印度和西域传来的。到了隋朝，外来音乐和传统音乐得到了整理，这些音乐形式与中国民族音乐结合，形成独特的中国佛教音乐。另外佛塔作为外来建筑形式与中国的亭台、楼阁建筑行事相结合，丰富了中国固有的建筑形式。 佛教对汉语的影响表现在许多方面。在语言学方面，佛经翻译过程中，佛经用梵文写作，梵文是拼音文字，发音变化高低有严格要求，我国古代音韵学只靠直字注音法。受印度声韵理论的启发，南朝的沈约等人发明了“四声”，即按汉字字音的声调高低分为平上去入，并依此归纳出作诗时应避免的音律上的“八病”，为讲究声韵的律诗的产生打下了基础。唐代名僧温参照梵文，根据汉语的音素创造了30个字母，为宋代的36个字母打下了基础，中国音韵学从此发展起来。佛教的发展丰富了汉语词汇，正如赵朴初先生所说：“现在许多人虽然否定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张嘴说话，其实就包含着佛教成分。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吧！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如世界、如实、如绩、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都来自佛教词汇。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的确，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词汇很对都来自佛教，如一尘不染、五体投地、当头一棒、立地成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三生有幸、现世现报等等，他们已经化为民族的语言无意识，更能说明佛教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 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刺激了中国道教的创立和发展。虽然道教一直与佛教相争，但是由于其思想体系不如佛教严密，所以又不得不模仿佛教来完善自己。比如道教原来没有像样的经典，它便模仿佛经，摄取佛教的教理，编造道教经典。如道教的《洞玄灵宝太上贞人问疾经》就是源于佛教的《法华经》，《太上灵宝元阳妙经》是改编佛教《涅槃经》而成。道教还把佛教的“佛性说”演化成“道性说”。一些道教仪法也是从佛经仪法袭用而来，如沐浴、忌荤、寝卧之法等。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广泛而深刻，远不止于上述几点。佛教是中国民众的一种普遍信仰，也因此形成了许多佛教圣地，如四大佛教名山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它们分别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地藏菩萨的道场。在中国文化的土壤张还改造了很多佛教神灵，使他们更符合中国人的心理和需要，如印度佛教中穿僧衣的菩萨，到中国改造成现世俗的装束，到唐代中国菩萨基本定型为女性相貌，但仍保有短小胡须的男性痕迹。弥勒佛在五代时被改造成“大肚”的形象；观音菩萨在南北朝开始女性化。依附佛教，民间还定期举行很多盛大的节日和法会，如农历四月初八的佛诞节（浴佛节）、农历七月十五的盂兰盆节、农历十二乐初八的成道节（腊八节）等。特别是佛教的许多思想和观念，诸如出世、善恶报应思想等，已经深入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2d7d8d2b192e45361066f5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