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本媒体对华报道的倾向性及相关问题 作者：童富智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8期 童富智 （安徽工程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受国家利益和政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媒体的对华报道中往往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在分析对华报道政策背景的基础上，指出其存在的倾向性，通过其中所存在的问题，辩证地把握报道内容，以进一步推进中日间的媒体交流。 关键词：日本媒体；对华报道；倾向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192-02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是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国家之一。其报纸、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媒体在对中国进行报道时，毫无疑问地受到了某些因素的影响。其中，政府对华态度始终是影响舆论的重要因素。不同时期，政府基于国家间关系的判断及其政策取向会通过大众媒体传递出来，直接影响着民众的价值判断[1]58。透过这些可以解析出报道特征及其倾向性等。 一、对华报道的政策背景 （一）战后至中日邦交正常化期间。这一阶段，日本政府主要采取敌对中国的政策，受此影响，其媒体的对华报道也呈现负面倾向。战后初期，日本被美国所控制，美国的战略的转变，也直接影响到了日本政局及其政策行为。当时日本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延续战前体制基础之上的，右翼势力占到了其中的绝大多数。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日本在1950年结束战后占领状态时采取了“片面媾和”的策略，选择了“中华民国”作为讲和对象。吉田茂在“吉田书简”中指出：“有种种理由相信中国共产政权正在积极支援企图颠覆日本大宪法制度和现在的政府。”[2]253其对华观点深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其后的日本政府试图通过修改宪法恢复自身“独立”，同时继续奉行反华政策。1958年5月甚至还发生了“焚烧中国国旗事件”。60年代，日本实行国民经济倍增计划，鉴于中国市场带来的经济利益，双方于1962年缔结了半官半民的“LT贸易协定”，但是日本仍然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媒体的报道采取敌视中国的倾向 （二）中日邦交正常化至90年代初期。这一阶段，由于局势的发展，日本对华政策转向友好与合作。由于美国在东亚地区政策的转变，尤其是尼克松访华在日本政坛引起了地震。采取敌视中国政策的佐藤荣作内阁下台后，田中角荣内阁及时调整政策方向，积极发展对华关系，发表了“中日友好联合声明”，双方邦交趋于正常化。但是其后围绕“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由于日本考虑到美国因素，一直不肯迅速签订。经过双方努力，最终于1978年12月签订了该条约。80年代，大平正芳主张在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下积极推进与中国的关系，双方开创了经济合作的新局面。期间，日本向中国提供了政府开发援助。另一方面，历史教科书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也在这一时期浮出水面。这一阶段日本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采取由敌视中国转为友好与合作的政策，而媒体对华的腔调也趋于缓和。 （三）90年代初。这一阶段，中日双方之间的摩擦不断，呈现不稳定局面。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政局也发生了变化，执政38年之久的自民党政权垮台，日本政坛进入了结构调整时期，中日之间持续了十几年的友好合作关系也进入了不稳定和摩擦的时代。国际社会借中国参与世界经济之势，进一步加大要求中国加快民主化进程，围绕民主化迟缓、人权问题、环境问题以及军事现代化问题持续对中国进行批判。在日本的对华报道中，这种以普世价值为标准的对中国的批判报道日渐成为主流[3]324。 二、日本媒体对华报道的倾向 （一）媒体普遍重视对华报道，其中消极报道较多。日本的主流媒体如“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产经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报纸媒体的报道总量充分显示了他们中国报道的高度重视。各报纸媒体及其下属的电视媒体经常在中国发生重大事件时邀请专家学者举办研讨会，可见日本媒体重视对华报道。但是，就报道内容的比例来看，其中的消极报道比积极报道多。作为全国性报纸的“朝日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的中立报道多，而“读卖新闻”、“产经新闻”、“每日新闻”的消极报道较多[4]125。 （二）对华报道内容丰富，涉及领域广，对社会热点关注度高。各媒体的报道基本都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多个领域，就版面分布来看，基本分为政治、经济、外交等几个部分。其中，部分媒体由于其自身的专业性特征，报道内容有所侧重，如“日本经济新闻”就对经济的报道较多。各媒体特派人员能够对社会热点问题予以关注，尤其是在中国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涉及中日两国关系方面的事件。就整体来看，各家媒体都带有警惕中国的倾向。 （三）坚决捍卫基本人权的主张，对中国政治制度持批评态度。日本政府和民间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基本持消极否定的评价，这一现象通过媒体手段反映了出来。如对中共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会议的报道，大都带有要求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观点。在中国载人航天等相关报道中，除部分相关客观报道外，大多为带有中国军事威胁论色彩[5]73。 三、日本媒体对华报道存在的问题 （一）鉴于历史和现实问题，各媒体对华报道在对待中国发展进步的问题上无法统一。部分媒体报道缺乏宽广的视野和胸襟，甚至有报道主张利用媒体手段压制中国的发展。由于主客观原因，部分报道不能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全面解析事件本身，容易导致受众对于事件的误读。同时，在相关报道中容易突出负面问题。虽然日本媒体在对本国国内内容的报道中有类似倾向，但是此方式导致了读者接受到的关于中国的负面内容可能占较大比例。 （二）鉴于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等，日本媒体对华报道在价值观判断问题上往往基于西方价值观标准，同时，“日本媒体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是主宰对华报道的风向标”[6]。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新闻理念的影响，日本媒体在监督本国政府方面发挥了积极的舆论监督作用，基于新闻工作者这种传统理念方面的原因，其对政治权利往往采取批评的态度。 （三）基于各媒体企业文化的差异，报道立场存在差别，报道方面记者个人因素起很大作用。由于国情不同，他们的对华报道往往采取批评姿态。记者个人无法完全摆脱整个媒体公司的报道立场，而且存在没有经过充分调查和采访就进行报道的情况。 （四）由于中国国情的原因，记者在中国进行采访时需要办理相对复杂的手续，这种麻烦往往会给记者带来厌烦情绪，也是造成对华报道消极内容相对较多的一个因素[7]78。 四、辩证地认识日本媒体对华报道 日本媒体对华报道是建立在一定的框架基础之上的，其基本原则是对事实进行采访报道。但是，由于两国国情和制度的不同，在分析日本媒体对华报道时，不能简单地用中国的媒体标准来判断其倾向性，必须对其新闻价值标准、报道习惯和方式做全面的考察之后再进行判断。“用中国媒体的报道标准来判断日本媒体涉华报道的倾向性，往往会得出与实际情况有偏差的结论，是不可取的”[8]。在分析日本媒体对华报道时，可以透过媒体分析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以便制定应对之策。日本媒体对华报道更多的是建立在其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在突出不同价值观的同时，必然也会具体地体现出其国家利益。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日本媒体对华报道在短期内可能会出现变化趋势，但是其建立在固有框架基础上的报道倾向应该基本不会出现大的变化。同时，从其对华报道中可以看出中日两国之间可能存在缺少相互沟通和促进相互了解的机制。中日双方可以通过共同努力建立协作机制，以此促进两国媒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使其报道更具客观、公正性，这将有助于双方的共同利益和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林利.日本大众媒体中的中国形象[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2〕戦後日本政治?外交データベース[R].日中関係資料集[C].国民政府との講和に関する吉田書簡(第30集第1巻),1951. 〔3〕高井洁司.日本媒体的中国报道框架亚洲的未来与中日关系[J].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12. 〔4〕高井潔司.中国報道の読み方[M].岩波書店,2002. 〔5〕卓南生.日本のアジア報道とアジア論[J].日本評論社,2003. 〔6〕屈亚娟.国家利益：影响日本媒体对华报道的主要因素[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5):113-116. 〔7〕山下国誥.日本型ジャーナリズム構造分析と体質改善への模索[M].九州大学出版会,1996. 〔8〕赵新利.辩证看待日本涉华报道的倾向性[J].青年记者,2007,(11):71-72. (责任编辑 王文江)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2f7c3f56383567ec102de2bd960590c69ec3d8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