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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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瞿秋白的文艺思想非常独特而富有创见。瞿秋白从他的“文艺大众化”理论出发，呼吁进行“文腔革命”，坚持“言文一致”的文学创作语言。瞿秋白继承并发展了马恩现实主义的文艺观，把艺术地显示现实及其历史发展看成是“普洛的现实主义”最基本的原则，特别强调真实性品格，同时不回避和否定文学“革命的倾向性”。 论文关键词：瞿秋白；文艺思想；创作语言；创作方法 瞿秋白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艺理论家，其文艺思想非常独特而富有创见，尤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国外甚至一直被称为“中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家。”…深入研究瞿秋白文艺思想，既可以继承和发扬其优良传统，也可以认真吸取历史教训，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构和当前的文艺创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瞿秋白在中国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较为系统地去认识和解释文艺问题，并初步构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开创了我国文艺思想史的新时代，历史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艺学的建构与文学的发展。瞿秋白文艺思想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从五四前后的孕育、萌芽到旅俄期问及回国后的形成、发展和1931年重返文学园地后的熟、定型等几个阶段，其内蕴十分丰富，核心要素主要包括文艺社会学方法论、阶级论的本质属性、大众化的价值取向、言文一致的创作语言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几方面。本文着重探讨瞿秋白关于文学的创作语言和创作方法的有关论述及其价值。 瞿秋白文艺思想中一个重要内容，是他有关新文学语言革命的论述，他呼吁进行“文腔革命”，必须建立“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和言语一致的一种文学”。事实上，在瞿秋白的文学构想中，“言文一致”的语言基础和语言标准是大众语言，正是大众语言的文艺创作，使普通大众听得懂、读得懂，才应是新文学的努力目标和发展方向。因此文艺大众化的价值取向是他关于文学创作语言主张的出发点。 瞿秋白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和文学革命的参与者，然而他却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新文学的现状，称1923年的中国文学是“好个荒凉的荒漠”，认为“中国的现代文还没有成就”，“„文学的白话，白话的文学‟都还没有着落。”正是基于对五四文学革命即“第二次文学革命”的基本判断，基于对创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的展望，怀着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关注和同情，1931年5月，瞿秋自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文腔革命”的口号：“二十世纪的中国里面，要实行文艺革命，就不能不实行所谓„文腔革命‟——就是用现代人说话的腔调，来推翻古代鬼„说话‟的腔调，不用文言做文章，专用白话做文章。”在瞿秋白看来，开始于梁启超的白话小说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文学革命，虽然也“建立了相当意义之中的„新的文学”‟，但是，这“旧式白话小说”“并非国语的文学”，因此“只能算是流产了”。五四运动的第二次文学革命才是真正的文学革命，文学革命是以“白话文运动”为起由，以文学语言革新为工具和突破口的。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文学革新的具体策略的“八事”之中，“须讲求文法”“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五条其实均为文学语言的规范和要求，他为新文学设计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建设“国语的文学”——即言文一致的现代白话文学。第二次文学革命的意义就在于树起了建设“国语的文学”的旗帜，“这才是真正的要创造新的文学和新的言语”。然而瞿秋自认为那种“新的言语”，“完全不顾口头上的中国言语的习惯，而采用许多古文文法，欧洲文的文法，日本文的文法，写成一种读不出来的所谓白话，即使读得出来，也是听不懂的所谓白话。”这种白话并不是“现代的普通话”，只是一种“新式白话”(“五四式白话”)而已，是“非驴非马”的一种语言。这种新文学的语言依然是一种远离大众口语表述的书面语，纸上之“文”与口头之“言”依旧分离，普通大众还是看不懂，无法接受和使用，几乎只限于新式“智识阶级”运用。因此必须“特别严重地提出”建立第三次文学革命的问题，首先是要实行言文合一的“文腔革命”。可贵的是，瞿秋白还对其以言文一致为目的的“文腔革命”论有非常具体的一系列解释，诸如反对“假白话”“死白话”，建立“一种各省人共同的普通中国话”，甚至还要正确地去“欧化”“罗马化”或者“拉丁化”汉语等。 我们注意到，瞿秋白对新文学语言问题的评价和看法是一以贯之的，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中发出“文腔革命”的号召，在《哑巴文学》中指责所谓形式白话其实“大半是听不懂的鬼话”，“是哑巴的言语”，因此“这种文学也只是哑巴的文学”。到了1932年的《新英雄》《再论翻译——答鲁迅》等文中，瞿秋白更是将新文学的语言尖刻地概括为“非驴非马的骡子话”。可见瞿秋白对新文学语言态度的一致性，他始终认为“国语的文学”的目标并未实现，文学革命并未完成“言文一致”的建设任务，新文学的语言实际是一种新文言。瞿秋白对言文一致的创作语言的倡导和实践，总体上有其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和文艺思想价值。近代以来的一次次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的成绩，总是最直接、最显著地表现在文学语言的发展变化上。瞿秋白也把“言文一致”作为文学革命的重要策略，甚至认为“用什么话来写”是“一切问题的先决问题”。应该说抓住了“言文一致”的方向，也就规定了文学语言发展的明确目标，然而“言文一致”终究只是一种假想，“言”和“文”永远不可能完全“一致”起来，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差异永远不能抹平，这种假想本身就带有“乌托邦”性质。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瞿秋自言文一致的创作语言的主张是与其社会革命理想完全一致的，他怀着对劳动民众的无限同情和关切来进行语言革命。他认为“新式的文言”对那些绅商阶级并无妨碍，他们反而可以借此巩固自己的特权，而民众却需要继续语言革命，并“运用这种文化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工具，而建立新社会的文化。”当然，他认为是中国宗法封建社会关系的崩溃导致了中国的文言文学和文言的“死灭”，是资本主义式的社会关系产生了“新的阶级”及其“新的语言”，这就把语言改革的进程和社会变革的进程机械地对应起来，认为语言也有阶级性并把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阶级机械地对应起来了。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339c4e0af78a6529647d536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