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风”流行歌曲浅析“诗”与“歌”的关系 摘要：“中国风”歌曲——即古典诗词和古典乐器进入流行歌曲，是当代歌坛上一道特殊的景观,也是“诗”与“歌”在当代社会环境下的新型关系。“中国风”歌曲的类型，主要有还原型、普及型、融合型三种。“中国风”歌曲的雅化创作，既有助于提高大众的文化品味，又有助于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但并不意味着是一种新诗体的产生,时代环境使流行歌曲存在着浮浅泛化等弊病，没有厚重的历史感，终是昙花一现。 关键词：诗与歌的关系 中国风歌曲 文化意义 一、“诗”与“歌”关系的发展 “诗”与“歌”的关系源远流长，先秦“诗乐舞”一体的文艺形式奠定了后世“诗”与“歌”紧密联系的基础，古人将读诗称为吟诗，吟者，歌也。事实上，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以至元曲，哪首诗不能唱呢？在唐朝，虽社会地位悬殊，但诗人并不忌讳与歌星密切交往，甚至还作诗相赠。如杜甫有诗《江南逢李龟年》，李龟年，就是当时著名的歌者即现在的歌星。再如高适有一首诗名为《别董大》，董大即董庭兰，是一位著名的琴师。到了宋朝，与苏轼齐名的词人柳永更像是一位流行歌曲的词作者，当时的一句俗语“凡有井水处便能歌柳词”，说明他的词是通过歌唱而流行坊间。有一个故事说宋时有一幕士擅歌，一日东坡相问：我词与柳郎中比，谁更好呢？幕士说：柳郎中词，宜十七八女郎，手执红牙板，浅吟低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抱铜琶铁板，高唱“大江东去”，东坡大笑离去。可见无论豪放还是婉约，宋词都是能歌咏的诗。 我国古代的文人之所以有一定的音乐素养，与孔子提倡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有很大关系，在孔子看来，音乐、体育甚至是比书法、算术还重要的主课。秦汉以降，音乐已沦为业余爱好了，但“琴棋书画”中音乐还暂列首位。直到明、清两朝，由于文人必须通过八股文以获取功名，他们再也没有雅兴、也没有这个能耐作出能歌咏的诗词了，诗与歌逐渐从以往的密切结合走向分手。此时兴起的昆曲和京剧逐步取代诗词成为能歌唱的韵文。 “五四”前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诗与歌再一次结合的新时代，由李叔同作词的《送别》、刘半农作词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传唱不绝。尤其是《教我如何不想她》，这是刘半农写的一首白话诗，由赵元任将此诗谱曲使之成为30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广泛流行的中国艺术歌曲。当年朱自清先生在听了这首歌后说：“赵先生这首歌，增进新诗的价值不少。”他希望：“得多有赵先生这样的人，那时新诗就有了音乐的基础，它的价值也便渐渐确定，成为文学正体”，可见诗的繁盛离不开歌的功劳。 近年来，“中国风”歌曲的流行再次推动了“诗”与“歌”的融合，如毛宁的《涛声依旧》，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东风破》、《发如雪》、《青花瓷》等歌曲风靡一时，使人们在欣赏流行歌曲的同时感受到古典诗词的美。 二、“中国风”歌曲运用诗词的类型 一是还原型，即还原古曲以保留其古音古韵的原貌。近年河北大学刘崇德教授又将包括乐府、唐宋词、元曲在内的三百余首古乐曲译成五线谱和简谱，并选择其中部分曲目请人演唱制成CD。与此相类的是仿照古曲风格由今人为古典诗词重新谱曲，如台湾有一位叫蔡肇祺的老先生，就为不少古典诗词谱曲并亲自演唱；年轻一些的如范李彬的古琴曲专辑《关山月》，收入《关山月》、《蒹葭》、等十余首古琴曲。但是，由于与现代人的欣赏趣味有较大的差异，这类还原型的“中国风”歌曲欣赏者范围较窄，难以在大众中广泛流行。 二是普及型。普及型的作曲主要为现代人，其初衷原在于借助音乐传播古典诗词，进而扩大古典诗词的影响。这种情况主要见于为中小学语文教材中选入的古典诗词配曲演唱，以吸引中小学生学习中国古典诗词的兴趣，同时也是方便记忆的一种手段。如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在上世纪70年代曾出版过一套题为“诗叶新声”的盒带，该盒带由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专题研究小组制作，为当时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诗词配乐演唱，但不以古典诗词为限，现代诗歌也包含在内。 三是融合型，包括古今的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其具体的融合方式则包含了音乐和文字（歌词）两个方面。在这类作品中，作曲者并不拘泥于古曲，而更多是根据今人的审美趣味进行再创作，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寻找结合点。这一类型作者创作较为自由，作品丰富，最受大众欢迎，流行度最高，具体分为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古典诗词直接配曲演唱成流行歌曲。如《枉凝眉》、《葬花吟》，为87版电视剧《红楼梦》插曲，曹雪芹原词，在经过著名音乐家王立平谱曲后，广为传唱，深入人心，因为曲调与《红楼梦》原书意境相符，动人心弦；再如《滚滚长江东逝水》，是电视剧《三国演义》插曲，杨慎《临江仙》原词，著名作曲家谷建芬女士作曲，曲子深沉悲壮，慷慨苍凉，“是非成败转头空”，在历史长河面前，人是多么渺小，只有“青山依旧在”，表现了乱世中英雄的胸襟气魄及历史的无情，颇有看破红尘的意味。第二种是化用或改编古典诗词意境以表现现代人情感，如毛宁演唱的《涛声依旧》，词曰：“带走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流连的钟声，还在敲打我的无眠......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歌词明显借鉴了唐代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但是表达的情感与原诗完全不同，这里讲述的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男孩和女孩是在一个秋日的晚上，在枫桥古镇边相识相恋，最后因为不得已的原因分手，回到了各自的世界。二十年后的今天，两个已步入中年的男女，又在枫桥边相遇，面对江风渔火，古寺钟声，双方蕴积在心的二十多年的思念一下子爆发出来。一份真爱，已经错过一次，千万不能再次错过。那种久淤于心的祈盼、渴望、见到对方后的那种欣喜、以及对对方心思的猜度和心灵的感应都蕴涵在歌词所表达的意境中。第三种是在歌曲中融入古典诗词的结构成份，歌词中出现的多种意象使人联想到古典诗词，传统乐器优美回环的旋律展示着古典之美。如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东风破》词曰：“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枫叶将故事染色结局我看透，篱笆外的古道我牵着你走过，荒烟漫草的年头，就连分手都很沉默”，其中的琵琶、枫叶、篱笆、漫草等意象虽不能明确指出是哪一首诗词中的，但确是古典诗词常用的意象，且借助二胡、琵琶等传统乐器的伴奏，使这首歌典雅凄美，颇为流行。与前两种类型不同，第三种融合型“中国风”歌曲，由于主要内容是抒发离情别恨和表现男女恋情，能为大多数听众所接受，所以歌曲传唱度最广，歌手也被大众所追捧。 三、“中国风”歌曲流行的意义 不可否认“中国风”歌曲的流行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将古诗词融入音乐娱乐之中，使普通大众在休闲之中也能接触到居于庙堂之高的文学样式，寓教于乐，减轻了学习的负担；它表现了词人对音乐与文学融合的实验，赋予音乐以文学性，开阔了诗歌欣赏的渠道，激发了更多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将束之高阁的、被过度神秘化的传统文化重新交还给大众，去其玄虚化，拉近了高雅与民间的距离，使其亲切可感；它有效的拉近了传统与现代的距离，加深了现代流行音乐歌词的传统文化内涵，提高了创作者和欣赏者的文化品味，刺激了听众对于雅化的“中国风”歌词的探秘，有助于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 但是，古典诗词进入流行歌曲并不意味着最终导致一种新诗体的产生,所谓“中国风”歌曲归根到底只不过是对古典诗词进行后现代主义式的拼贴，不能从根本上救治当前流行歌曲浮浅平泛的弊病。时代环境的巨大变化，尤其是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的巨大变化，使“诗”与“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乐府、唐诗、宋词尽管可歌，但其传播主要凭借文字，因而其接受方式更多的是阅读，是吟诵，这从一个特殊角度为它的文人化、文学化提供了便利，也使得它很难真正作为歌生存。但在半导体、便携式CD、MD和MP3大行其道的今天，凭借无线电波、网络、磁带、光盘等媒介，歌真正获得了传播的自由而不必再依赖于文字。这种对文字依赖性的削弱同时也是对文学依附性的削弱，诗之所以让位于歌，或者说诗与歌地位、影响此消彼长的原因，应该可以由此得到部分解释。 总之，“中国风”流行歌曲毕竟还是通俗的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只是“流行”，没有深沉的人生思考和厚重的历史感包含其中，更没有乱世赋予它的种种感慨，此刻娱耳，但终会被忘却，只有真正高雅的诗歌才会流传千古。 [1] 黄晓亮.我的中国风[EB/OL].((2006-06-12 12:19:5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c5bfba010003qk.html [2] 徐胜利.隐括：宋词独特的创作 [J].《鄂州大学学报》，2005年，12卷4期 ：46-49. [3] 骆小所.艺术语言学[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 [4] 陈炯.中国文化修辞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11. [5]葛兆光.唐诗过后是宋词[Ｊ].读书,1994,(12)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354b9b34ab114431b90d6c85ec3a87c240288a2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