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在敦煌门外 历史文化学院 2009级民族学班 徐文奇 320090921011 有那么一个孩子，他的生命总是漂泊的，有一天他走到了那么一块圣地，怅望着那久经岁月淘洗的斑驳了油漆的大门，许久的凝视，他徘徊——也是许久，这许久之后，终于他还是没有走进去。 我常想，为什么我没有走进去敦煌学这大门呢？我年轻的时候时常仰望一些东西，喜欢我自己是自由的，那时便常常觉得是能做任何事情的。但是直到现在我才真的找到了一个门，也许并不是我真心想要进去的——然而我已经进去了，但那不是敦煌学的。因此对于敦煌，我总觉得有千言万语，可是一句都不敢说。 我还只是在门口往里面张望，我看着那些富丽，看到那些富丽被慢慢都揭示出来，也看到那些富丽都慢慢凋零着了。曾经一度我那么心动，曾经一度我也为她心痛，但是我只是“无能为也已”。渐渐的，对于敦煌，连仰视的行动都没有了——人到了这个年纪，总是去追求一些青春时鄙夷和摈弃的东西，自己不要想的，想起来就会为了这越来越世俗化而兀自痛心的。 我的知道敦煌已经已经没有记忆的痕迹可以追踪了。越是亲近的东西，越是不能在记忆里将它独立出来。我只是记得，我的到兰州大学来读书，一半是动了为西部大开发做贡献的社会主义好青年的心思的，一半却是为了敦煌学的。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是真的要沉潜进入了，那时也有老师似乎很有提携的心思，然而终于因为中间的一次出走而断掉了这链条，再也不能附接起来了。 那时我尚且在大一，写一些读书笔记，有关于隋朝的均田制的，我后来却发现隋朝根本没有所谓的“均田制”，即使有也只是隋文帝的几个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的诏令上的——但是没有执行——其执行的时候却是在唐朝。隋朝短岁而亡，却在许多地方给唐朝留下了遗制，以往人们只注意到了政治上的官制，文教上的科举制等等，却忽视了也很重要的经济上的制度。我那时有了这个发现，也很有写一些文章的想法，然而只是写了一个很随意散笔性质的文章，我的老师看后说，可以参考一些敦煌文书去发见和佐证的。然而我到底没有听话去查找、去作为。也许是因为我觉得查找也无从开始，我那时认为敦煌学的入门太难了，因为她是文书的世界，是图画的世界，这两种于我都是有差距的——我现在也还这样认为。后来，关于隋唐在经济制度上的渊源问题，拖得久了我就再也没有心思去展开论述了，渐渐也不再想去写什么文章了。 大二那一年去了山东大学。回来后已大半放弃了历史学，改投于民族学门下了。有一些原因是山大的历史学实在是叫我很失望的，连带着的是对于历史学的整个的失去了兴致，也有原因是对于民族学或者人类学的不了解而觉得神秘也觉得可爱，以为和自己的人生志向多少是有些关联的。然而后来真的进入了民族学的大门了，才发现在名称和内容上都已经很是上了一些不提防的当了，只是因为秉持着圣人的“既来之则安之”的“圣训”而仍然安心下来了。 这是新近的经历了，大三回来后，一切重新开始，也真的能自主选择了一些什么。忽然看到学院里有了敦煌学的课程的选修了，也是很糊涂的，就选上了。然而听课并不十分认真，实在是觉得我和敦煌学的距离不是可以道里计的，太远以至于彼此不能熟识，太无关以至于彼此不相关心。我很悔改我的行径，只是我实在无能为力。我们的生命总是面临众多的选择，因为这世上的路是太多了，我们不能每一条路都选择去走，这世上的门也太多了，我们不能每一扇都试图推开，这世界就是这样，尽管我们可能因为错失而惆怅，可能因为不能而失落，可能因为终于成为陌路而愁苦，我们还是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不仅是我没有选敦煌学，1 而且敦煌学也没有选择我，我们彼此各自行着，但是这种并行并不是陌路的，因为我还在兰州，我还在兰大。敦煌学的中心一直被争论着，我总觉得该是多中心的——乃至于无中心，敦煌本土是一个，北京首府是一个，兰州省城也是一个。我很庆幸，我来到了兰州大学，虽然终于没有能够感受到她最有特色也最有成就的学科，仍然和一些甘心做这些寂寞的研究的有坚持精神的人相遇了，受教于他们，虽然收获却是很少的，也是值得人怀念的。 2.门外二思 前些日子在杜斗成先生的课上，他讲着佛教，讲到了地狱，说起来原来中国的地狱不在重庆的什么酆都而是在泰山的，因此连带着叙述了一段自己到泰山的闻见，说泰山那么丰盛的文化资源，完全可以建立起来一门和敦煌学一样的“泰山学”的。这种以地域命名的学科，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只记得有一天和一位同学闲话，他对于敦煌学不怎么有好评，只是说：敦煌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很古怪的。这话叫我很认真想了一些什么，可是究竟没有得到答案。敦煌学自然不能和那些传统的学科比较，比如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等等，但是也不是没有自己的体系，也不是没有自己的学术地位。好像敦煌学同考古学和历史学有更多的渊源，因此敦煌学招收的研究生大多本科出身考古学的，也有一些学历史学的——主要是考古学。而敦煌学也渐渐变成了一门用来证明历史和重现历史的材料性的基础性的学科了。我觉得这样是很冤枉这门学问的，但是好像中国考古学不能够像美国的考古学那样冠上“人类学”的帽子，因为它一直没有能够从历史的阴影中独立出来。然而独立出来将归于什么——人类学的吗？却仍然是不独立的啊！作为不能独立成为一门专门学科的考古学学科们下的一门学科，敦煌学，是没有什么独立地位可言的。这样想，我也觉得古怪了。然而敦煌不止有历史，还有社会人文，就好像所有的考古发掘都不只是历史的证明材料或者否定材料，而实际上书写着过去的生活的种种，是比较全面的社会生活史的，它远比历史生动也真实，敦煌也应该一样。这是第一点思考，敦煌学，其实并不和人类学有隔阂，对于敦煌的研究完全可以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出体认，对于敦煌学的研究者来说，不知道这会打开一扇怎样的能够看到更多明蓝的天空的窗子。敦煌学完全是可以做得十分复杂而非纯粹历史学化的，好像最早是一批搞艺术的人来这里做研究，现在也还有艺术化的一门路子。这提醒那些研究敦煌学和有志于投身于中的人，要扩张自己的研究思路和视角，不要被自己的本来专业局限了。然而话说回来，要是专精到能够研究敦煌学的人，又怎么还会有精力进行跨专业跨学科的综合呢。因此为我这点思考是很寄希望于我们的教育的，我很恐怕我们的教育太专业化了以至于要将学术研究的视野小化了。 另外我想说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敦煌学的中心是在日本的吗？我前些年读书，读到季羡林说的“敦煌学在世界”的说法，觉得这是很有洞见力的。然而早就有听说，日本人的确说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中国建国以后的历史对于文化是很有一些摧残的，追溯什么学科的历史，总是要提到那么一个时期的停滞的。敦煌学也是如此。然而到如今，中国已经很是发展了——经济的政治的诸种方面，所有学科也都有了一种欣欣向荣的征象了，敦煌学也是如此的吧？然而我觉得最近的各种学科领域的人都很有一种中国中心主义的论调和气度了，好像敦煌学也不能例外，我们总以为敦煌学的中心地位终于是给夺了回来的，敦煌同敦煌学的中心都在中国了——这是多么值得庆贺的一桩美事啊！ 然而据冯培红老师说，有一次李源朝来兰视察，指着一本中国的敦煌学人研究敦煌某一具体门类的学科（我给忘掉了）问冯，这是世界上最有水平的学术著作了吧？冯回答说，上世纪三十年前，一个日本人（我也不能记下来是谁），就同一题材写了同一本书，至今无人2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402b49828762caaedd33d4a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