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的社会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说明：文章内容仅供预览，部分内容可能不全。下载后的文档，内容与下面显示的完全一致。下载之前请确认下面内容是否您想要的，是否完整无缺。
一、2002年的社会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经济增长的状况和社会发展的状况是密切相关的。根据一般的发展经验，如果经济增长的状况情况不好，社会发展的状况也不会好，但即便经济增长的状况较好，社会发展的状况也未必就好。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发展的状况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和社会福利增量的基本方面。 对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学者引用当年梁启超在“五四”时期的提法，认为目前中国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推翻帝制和新中国的成立，可以说是政治上的“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五四运动”，可以说是文化上的“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经济上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这个大转变时期，以及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所处的阶段特征，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又有了新的提法，即我们面临着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我的理解是，今后的20-30年，是一个关键时期，能否在各种危机中保持发展的主线，使人民生活不断提高，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发展也能保持较好的局面，这的确关系到国家兴衰和人心向背。 1、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否真实？ 近两年来，在世界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所以有了“一枝独秀”的说法。但从去年以来，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提出了种种质疑。 继1984年美国世界经济研究所布朗提出“谁来养活中国”从而引发争论之后，新的“中 国统计水分论”和“中国即将崩溃论”又引起新的争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但也有“国际经济乌鸦”之称的克鲁格曼教授指出疑问，说中国这个亚洲奇迹中的最大奇迹，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崩塌的神话？他还说，看中国的统计数据，就像看科幻小说，中国的经济数据是一堆不可置信的符号体系。 2001年7月，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出版了《中国即将崩溃》一书，认为“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2002年3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索洛（Lester Thurow）在香港的一次亚洲投资会议上预言，未来中国经济将面临长期负增长。并且也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提出质疑，认为“如果体质健全的香港经济增长率为零，那么中国7.3%的高经济增长率怎么可能办得到？”最系统的质疑来自美国的罗斯基教授，他根据中国的能源、航空旅行、产品积压程度、失业水平和消费品价格的变化曲线分析，认为中国1999的GDP最多增长2%，2001年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只有官方数据的一半。他指出，1997-2000年，官方数字说GDP累计增长24.7%，但同期能源消耗只增长12.8%。如此短的时间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这样大幅度地下降，罗斯基认为是不可能的。 中国多数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不管是带有激进色彩还是保守色彩的，对于罗斯基教授的质疑，都给予了否定地回答，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总体上是真实的，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增长方式从粗放扩张到集约经营的改变，与之相关的能源结构和能源使用的结构都发生重大变化等等。如2002年电子通信产品和汽车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移动通讯设备、电话传真、光通讯设备增长、电子计算机、微机、彩电、轿车和载货汽车都增速惊人，与此同时关闭了大量高能耗、高污染的小企业。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保持，对我们的财政扩张政策依赖性很高，而且我们的经济增长的确存在某些不协调之处，如在经济增长7%以上的情况下，出现通货紧缩、消费指数下降、失业率攀升、股市低迷、企业效益不好等等。这些情况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长还潜伏着一些危险，需要我们更加注重增长和发展的质量。 2002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竞争力（评判共314项指标）排行榜，在参评的49个国家和地区中，美国仍是第1位，连续7年位居榜首，中国由去年的第33位上升到第31位，新加坡由过去连续四年的第2位下降到第5位，香港由去年的第6位下降到第9位，排在最后的大国有阿根廷、印尼、俄罗斯、印度、墨西哥。与去年相比，在分项竞争力中，经济表现由第7上升到第3位，政府效能由第35位上升到第30位，国家基础结构由第39位上升到第35位，但企业效益由第40位下降到第43位。 2002年1-8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0%。但增长对国家举债投资的依赖性很高1-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2%。在固定资产投资中，预算内资金增长48.8%，债券投资增长58.3%，而自筹资金增长25.8%，贷款投资增24.0%，外商直接投资增29.4%；1-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689亿元，同比增长8.6%；1-8月份，进出口总额38亿美元，同比增长16.1%；1-8月，财政收入11657亿元，同比增长10.2%，支出11587元，增长17.3%，收大于支70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629亿元。 1-8月，全国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3246.2亿元，同比增长10%，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1526.1亿元，同比下降4.1%。到8月末，全国企业应收账款净额高达1.54 万亿元，同比增长3.6%。 全国夏粮总产量9877万吨（1975亿斤），比去年减产296万吨（59亿斤）。减产较多的省份是：山东（减108万吨）、湖北（减87万吨）、江苏（减63万吨）、安徽（减52万吨）、河南（减49万吨）。原因一是播种面积减少，2002年夏粮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35.66公顷（535万亩），因面积减少影响的产量占总减产的44%，二是灾害，如山东的大旱和江淮、江汉地区的连阴雨。 2002年早稻总产量3025吨（605亿斤），比上年减产376万吨（75亿斤），原因也主要是播种面积减少，早稻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48万公顷，这一因素影响减产68%。 根据对全国835个调查县7.7万户的调查资料推算，2002年棉花种植面积比上年减少17.3%，约398万公顷。主要原因是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产棉大国产量激增，中国2001年棉花增产20%以上，结果造成棉价大幅度下跌，影响了农民的收入和种植热情。加入WTO以后，2002年对中国农作物销售市场影响最大的是大豆和蔗糖。 2、消费市场为什么不旺？ 有人形容现在的经济形势是“缩长”，即通货紧缩、消费市场低迷状态下的经济增长。过去的经济危机特点是“滞胀”，即经济停滞的同时出现通货膨胀。 200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元大关，居民储蓄余额接近9万亿元大关，但消费市场仍然低迷。一个重要原因，是多年来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超过GDP增长速度，而农村居民收入低于GDP增长速度，城镇总体上生产过剩，市场饱和，而农村是收入过低，消费能力的增长与城市生产增长脱节。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而固定资产投资目前也存在与居民消费脱节情况，所以2002年居民储蓄连续第8次降息，但储蓄存款余额仍超常增长，政府举债投资增加，居民投资冷淡，沪市股指从2000点以上的高位下降到目前的1400点左右，股票市值大量缩水。 根据全国4.5万户城镇居民家庭调查，1-6月城镇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657元，同比增长15.1%，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增长15.3%，实际增长17.5%（2002年调查口径改变，扣除了出售财务收入和社会保障支出，调查对象由以前的非农业户籍人口改为城镇市区和县城关镇区人口）。当然收入增长快的原因，有去年调资的翘尾因素，年底实行双薪制因素，重要的还有转移性收入增加，包括退休金的增加和买断工龄的补贴以及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的提取。1-6月，城镇居民月人均消费性支出494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5%，同口径实际增长13.1%。在八大类消费中，医疗保健、交通通讯、衣着、娱乐教育文化、食品、商品和服务，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增长最快，24.3 %,医疗保健、娱乐教育文化次之，各增长21%。消费仍然不振，消费倾向比去年下降。 另外，根据全国6.8万个农户的抽样调查，1-6月农民现金收入人均1123元，实际增长5.9%，比去年同期提高1.7个百分点，农民外出打工的非农收入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收入增加额中1/4来自非农收入。上半年农民现金收入主要受年初出售上年农产品影响，而今年以来，除牛羊肉和蛋禽，其他农产品价格都下降。 2002年1-7月份，全社会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1.5%,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8%。农副产品价格下降幅度最大，上半年下降7%。1-6月，工业产品产销率约97.11%,比去年同期增长0.36个百分点，工业产成品库存比去年同期增长约4%。库存减少、销售较好的有：原料油、化肥、水泥、氧化铝、服装、纱、布、轿车、洗衣机、收录音机、组合音响、电冰箱、彩电等，库存增加、销售情况不好的有：机制糖、原油、铁矿、汽煤油、烧碱、钢铁、铜铁、大中型拖拉机、平板玻璃、空调、录象机、电子计算机、微机等。消费从普遍的短缺经济，过渡到城市过剩经济，或者叫从卖方经济转变为买方经济。根据调查统计，在600多种商品中，供求平衡的70种，其他都是供大于求的。累计的积压库存占到40%。 消费不旺的原因：一是远期消费预期和个人储蓄生活保险预期；二是收入差距的影响。收入差距的问题影响很大，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指数是下降的，而城市中，最低收入户每增加100元，最高收入户增加1000多元，最低收入户每增加100元消费，最高收入户只增加约500元。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目前调整后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高达0.415。 城乡人均收入差别4：1， 但加上各种隐性收入，实际差距在6：1 以上。农村本身的地区差距也很大，广东、浙江、苏南、福建的乡村企业，特别是私营经济，还在快速发展，而且发展速度惊人。但正如我们以前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现在“幸福的农村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农村各有各的不幸”。产业资本在农村的扩张，使社会分化进一步加速。中国的农村，本质上还是土地问题，我们过去的土地革命、土地改革是围绕土地问题，今天乡村的工业化和非农化发展还是围绕土地问题。 3、城市化的瓶颈是什么？ 从经济产出结构看,我们的工业化速度很快，GDP中农业产值所占的比重，从1978年的28%下降到目前的约15%，但从就业来看，还有50%的从业人员从事第一产业，而如果从居住地来看，还有62%的人生活在乡村。社会结构变动的速度还是大大落后于经济结构的变动。但近几年这方面已经有了较好的发展，成果是突出的。社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比较少有人测算，其实从长远来看，中国农民的劳动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 中国农村3-4亿农户，正在经历从家族社会网络到核心家庭社会网络的转变，全国3人户的比例已经超过30%，再加上1人户和2人户，其比例达到总户数的56%。农村家庭结构的核心化趋势，需要更强大的个人自养能力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现在农村和城市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农民的生活半径扩大了，从自给自足发展到越来越依赖于货币经济，农民的货币性消费比例从1995年的65%提高到现在的78%，而实物性消费降到22%。 随着信息传递速度的加快，在城乡存在巨大生活差距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希望走出乡村。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现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有14439万人，扣除市区内人户分离的2332万人，全国流动人口12107万人。其中从乡村流出的8840万人，占73%，从城镇流出的3267万人，占27%。流入城镇的9012万人，占74.4%，流入乡村的3095万人，占25.6%。 在1.2亿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动的占35%，约4000多万人，省内流动的65%。跨省流动的流出地主要是：四川、安徽、湖南、江西、河南、湖北；流入地主要是：广东（35.5%），浙江、上海、江苏、北京、福建。 在跨省流动的4000多万人中：男性占52.8%；多是青壮年，16-45岁的占82.7%，青壮年的外出使农村劳动力平均年龄老化，由10年前的36.8岁上升到目前的40岁；初中文化程度的是主体，占50%以上；外出的目的主要是非农就业，务工经商的占75%以上；而且他们的就业情况比我们预想的好，就业率为98%。 现在很多人认为，我国目前城市化的主要瓶颈是户籍制度，一旦户籍制度放开，城市化的速度会大大加快。户籍制度应当说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即便是户籍制度放开了，也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化的瓶颈问题。近两年的实践表明，很多城市户籍放开以后，能够进城的农民比原来预想的要少得多。其实农民进城存在两大瓶颈：一是迁移成本，进城的并不都是农村最贫苦的，而是能够承担迁移成本的和具有迁移网络的；二是城市就业机会，能否在城市就业是农民能否在城市生存下去的关键因素。而这两个方面又决定于城市经济增长的状况和模式以及农村本身生活状况的改善。 4、如何面对就业问题的困扰？ 从生活的基本需求来看，中国在解决了吃饭问题以后，就业成为最大的困扰问题，这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关节点。 目前，中国的失业问题，进入建国以来的第五次高峰。虽然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3-4%，但实际的失业率在8-9%。失业人员中，包括700万左右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1000多万下岗失业人员，120-150万城镇农民工失业人员，70万待业的大学和专科毕业生。 就业成了全球性的问题。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一份展望到2015年的全球化趋势的报告中，提出四点预测，其中一项就是，日益增长的人口和日渐萎缩的就业机会，会使第三世界国家负担更重，将导致移民潮并加重国内和国家之间的冲突。 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就业弹性系数降低，资本和技术的增密对劳动的替代，劳动力供给的持续增长等等，都使就业机会变得空前紧张起来。 到2002年6月，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11007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397万人，其中国有单位就业人员7524万人，同比减少457万人；集体单位就业1259万人，同比减少184万人，其他单位2223万人，同比增加243万人。与上年末相比，国有和集体单位分别减少116万人和32万人，其他单位也减少12万人。城镇就业人员减少较多的省有：辽宁、江苏、湖南、湖北、黑龙江、安徽。终止劳动合同和市县乡机构改革是就业减少的一个重要因素。 到2002年6月底，全国不在岗职工2035万人，同比减少127万人。主要原因是失业下岗并轨、解除劳动合同以及下岗到期办理退休。1-6月，全国累计发放的不在岗职工生活费223亿元，同比增长12.2%。全国不在岗职工平均生活费1079元，同比增长18.6%。 由于下岗失业的体制并轨因素，2002年下岗人数减少，失业人数增加。到2002年9月底，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人数为439万人，而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增加到75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9%。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率也从1998年的约50%下降到2002年的15%左右。特别是资源进入枯竭和衰退期的一些老工业基地城市，就业问题非常紧张。 我国每年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仍保持在2000万左右，其中城市是新增800万劳动年龄人口，加上1200多万失业、下岗及无业人员，现在是城市有2000万需要找工作的人，但每年新增的就业机会只有800万个。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劳动力供给仍保持持续增长，到2010年，我国劳动力人口将达到10.6亿人左右，与2000年相比，将增加1.2亿人，增长13%，尽管增速比上世纪90年代会有所放缓。 2002年下岗和失业并轨的工作加快，再就业中心将逐步撤消，下岗也将逐步成为一个历史概念，失业问题会更加凸显，过去在下岗职工中隐含的失业问题将完全显化。 我们已经在千方百计创造就业机会，包括发展非公有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发展低能耗、少污染的劳动密集性产业、增加社区就业、实行各种灵活的就业方式等等；我们也在提高劳动力素质、减少当期的劳动力供给，这包括扩大教育、进行各种就业培训，推迟就业。但这些仍不足以扭转目前的就业紧张局面。 所以，目前除了完善失业保险、完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体制，宏观调控上应当有针对解决就业问题的新举措。目前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效应明显，即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反比关系明显，失业率高而通胀率是负数，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数年。因此，如果把就业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就应当宏观调控的手段从依赖财政扩张政策向辅之以货币政策转变，即适度放松银根，分配政策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刺激消费市场。 5、社会保障体制亟待完善 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制主要覆盖的是城镇居民家庭，农村居民家庭对生活风险的抵御主要还是依靠家庭自保和社会互助。但即便如此，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目前也面临很多问题。到2002年6月底，全国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为10567万人，比上年底减少235万人，实际缴费人数9253万人，比上年底减少344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为10095万人，比上年底减少260万人；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7919万人，比上年底增加633万人。 参保人数和缴费人数的下降，以及保费支出的增加，使保险基金的缺口加大。2002年调整增加了养老金待遇，同时补发历史拖欠的养老金8124万元，到6月底全国失业金支出约7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支出约12亿元。 另外，在中央最低生活保障“应保尽保”政策指导下，2002年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到9月底达到近2000万人，约占城镇户籍人口的6%。2002年各城市也都相应提高了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标准，最低的150多元，最高的300多元。 中国的社会保障基金历史的欠账较多，在现收现付的体制下缺口很大。在保障资金收入方面，提高缴费比例已面临瓶颈，企业负担已经很重，进一步提高缴费比例将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和投资环境，通过变现国有资产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又在股市低迷的情况下被迫停止国有股减持，而当期财政的补充和托底，又因为赤字风险不可能有太大的力度。在保障资金支出方面，退休人员相对于在职人员的比例不断提高，医疗费用的支出大幅度的增长，失业金和下岗职工生活费以及城镇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支出也增长的很快。 随着是市场竞争的加剧，社会风险还会增大。如何在中国建立低成本、广覆盖并能长治久安的社会保障体制，是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 6、人口结构的某些比例失调要引起重视 随着就业形势的紧张和人口的老龄化趋势，目前人口结构发生的一个很大变化，就是劳动就业的人口比例在下降，而社会受养人口的比例在上升。 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参与率呈下降趋势，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80%以上下降到77%以下，从业人员占人口的比例约57%，受养人口的比例约43%。但在受养人口中，少年儿童的比例在下降，老年人的比例在显著上升。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资料，2000年0-14岁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比重，发达国家18%，较不发达国家33%，最不发达国家43%。根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国0-14岁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比重约23%，共2.9亿人，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约28%相比，下降5个百分点。同期，劳动力对少年儿童的少儿抚养比（指0-14岁人口与15-64岁人口的比率）也由约42%下降到33% 但城乡差别很大，如虽然全国少年儿童比例约23%，但城镇少年儿童比例平均为约18%，农村平均为约26%，上海只有约12%，北京约14%，天津约17%，但西藏31%多，贵州高达30%多，宁夏28%多，新疆和海南27%多，甘肃、青海、广西、云南也都26%以上。小学生的减少比较突出，去年减少469万人。全国的小学数量，从1995年的67万所减少到目前的49万所。 受养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一些新问题。一方面，城镇老年人比重的增多，使社会保障的压力很大，社会保障的资金存在很大缺口，社会保障基金中个人帐户空转的问题突出；另一方面，少年儿童比例的减少，使生育性别选择的问题变得严重。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目前全国出生婴儿性别比为约117（平均每100个活产女婴对应的活产男婴），比上世纪80年代初的108大幅度增高。国际上正常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一般比较稳定，在103-107之间。城乡差别大，城市为约113，镇为约116，农村为约118；性别比小的一为城市，如上海和北京都是110.5左右，二是生育控制松的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如西藏102，新疆106，贵州107，内蒙和宁夏108，而性别比高的生育控制严而又重男轻女观念深的地方，如海南高达136，广东高达130。目前婴儿死亡率为28.38‟, 比1990年的32.89‟显著下降，但这种下降主要是男婴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达到23.90‟，而女婴不降反升了，达到33.72‟。 女性的教育对劳动力素质有很大影响。在全国约1.98亿6-14岁的少年儿童中，虽然就学率达约97%，但仍有533万人未上过学，其中10-14岁的94万人，84万人集中在乡村，而乡村女孩51万人。未上过学的人口中，女性占73%，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女性占38%。 目前全国人口的性别比是106，这主要是由于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长，我国目前平均预期寿命71.40岁，男性69.63岁，女性73.33岁，城镇75.21 岁，农村69.55岁。 婴儿性别比失调的问题应当引起重视，否则将来会成为影响家庭、婚姻、职业、教育的一个特殊因素。 7、绿色GDP的概念应尽快建立 尽管近几年在城镇的发展规划中和投资环境的改善中，生态环境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但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并未从根本上扭转，有些问题甚至有演化成社会问题的苗头。北京的沙尘暴，包头的氟污染，贵州的排硫超标„„都在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近几年，特别是水资源紧张、水质污染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现在全国各地都在跨流域调水，说明很多地方一方水已经养活不了一方人。北方的河流都有干断的危险，而南方的河流则普遍污染。全国600多个城市，有300多个城市缺水，日缺水量达1600多万立方米，90%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40%的水源已不能饮用，农村有6500万人饮水困难。 发展和水资源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快速的城市发展使城市用水量大量增加，而土地的过度开发也使土地就出现沙化越来越严重。土地沙化使1.7亿人受到荒漠化危害，2100万公顷农田受到侵袭，393万公顷草场受到威胁。发展与水资源的这种矛盾，在其它自然资源方面也都表现的越来越突出。 目前生态污染损害多数不计入成本，这是最大的问题。生态成本将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国土严重超载；人均自然资源是世界平均值的约1/2；其中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500立方米，是世界人均水量的1/4；而单位产值的矿产资源与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单位产值的的废物排放量是世界平均值的数倍，而单位面积的污水负荷量是世界平均数的16倍多；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约为发达国家的1/35。从这方面测算，中国的绿色GDP增长是负数。 所以中国应尽快建立绿色GDP的概念，进行绿色GDP的统计，这对于中国的长期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二、2003年社会发展的几个可能的新趋势 1、解决就业问题的要求有可能使宏观调控方式发生变化 为了活跃民间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转变近几年来的通货紧缩局面，要求宏观调控从主要依赖财政政策向适当利用货币政策转变的呼声会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延续财政扩张政策的同时，有可能适当放松银根，以便刺激投资和消费市场，增加就业机会。 十六大报告确定，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国家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2、产业集群的形成将使城市化的推进出现较大地区差异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对在中国投资的较高收益预期，在中国较发达的东南地区各省，将出现新的产业集群现象，形成区域性世界制造工厂，从而推动中国东南地区城市群带的形成。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将出现新的较大地区差异，目前户籍制度的意义将在那些快速城市化的地区逐步淡化。过去城市化主要在小城镇层次推动的局面会有所改变，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中等城市将快速成长。 3、住房、通讯、轿车、教育将成为推动城镇消费市场的四个热点 国家将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如果说改革以来推动消费市场力量，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主要是食品和衣着的改善，在90年代主要是各种家用电器的普遍使用，那么今后一段时期，城镇消费市场的推动将主要由住房购买、移动和网络通讯、家用轿车以及家庭教育投资来领导。这种趋势从2002年开始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4、中国的社会治理方式将发生从单位治理到社区治理的转变 随着各种非单位化组织和自雇人群的大量涌现，以及原单位组织的保障社会化和后勤服务市场化，中国的社会治理方式也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深刻变化，即从主要依靠单位治理到主要依靠社区治理的转变。今后社区在制度、功能、管理人员素质、管理和服务的方式等方面，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 在构建国家和社会新型关系的过程中，各种社会中介组织也将快速成长。这方面一个新的趋势是，过去中介组织主要在市场营利领域发展，今后在社会非营利领域，中介组织也会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国家为了减少管理成本，在非营利领域的事业建设，也会更多地采取招标的形式进行。 5、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将更加激烈并对教育职业化提出新要求 最近几年，高等院校连续扩招，每年在校大学生增加150多万人，目前高校在校生已达到800多万人，比1999年翻了一倍。今后几年，高校毕业生将大幅度增加，2001年是115万，2002年是145万，2003年将达212万，2004年则增加到250万。2002年，高等院校扩招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北京共有15000高校毕业生待岗，2003年北京高校毕业生11.2万人，增加26%，其中本专课6.4万人，研究生2.3万人，预计2003年北京待岗高校毕业生将达到2万人，全国几十万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将更加激烈，找不到工作的学生所学的专业，将成为影响高校新考生进行专业选择的重要市场信号。大学生的供给短缺时代将结束，高校根据师资而不是根据市场需求和知识积累规则设立专业的时代也即将结束。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和就业初始平均工资将成为高校竞争的新指标。2002年专业人才市场招聘数量排在前十位的是：市场营销、计算机、管理、经济、文秘、机械、财会、建筑、电子工程、通信工程。人才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将对高校报考的志愿和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产生重要影响。 6、城市减贫将被普遍列入城市发展规划 近年来，城市的新增贫困人口成为新的社会问题。一般的估算，多的估算有3000万人，低也有1500万人。亚洲发展银行与中国合作，运用国际通行的热量支出法和市场菜篮子法测算，结论是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约为1480万人。但国际上公认的贫困线，一般是社会平均收入的一半，而我们城市贫困家庭的平均收入，一般只是当地社会平均收入的20-30%。面对这个新的社会问题，城市减贫将被普遍列入城市发展规划，并成为衡量城市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 8、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将成为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 为了控制贫富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将成为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围绕这一目标，在保证投资者合法利益和私人财产权益的前提下，将在工资体制、劳动就业体制、税收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社会救助和福利体制、社会捐助体制、财政转移支付体制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为理顺收入分配秩序作出一系列调整。十六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再分配要注重公平。这方面的一个较大举措，就是国务院决定，从2002年开始，除铁路、邮政、国家银行等少数特殊行业或企业外，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实行中央和地方的比例分成制：即以各地2001年实际所得税收入为基数，实行增量分成，2002年所得税收入中央分享50％，地方分享50％，2003年所得税收入中央分享60％，地方分享40％；2003年以后年份的分享比例根据实际收入情况再行考虑。 邓小平同志曾在1992年指出，对于贫富差距，“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一方面，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财力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得到很大加强，另一方面，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影响当前社会阶层关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入世后这种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因此，应当正确处理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关系，调整社会利益格局，完善社会分配机制，并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如改善城乡关系、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进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提高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改革户籍制度、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妥善安置下岗职工的生活、振兴老工业基地、进一步消除贫困、打击非法致富和贪污腐败等等。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4404f306ccc789eb172ded630b1c59eef8c79a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