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社会工作学科的“社会性”逻辑 作者：刘 振 来源：《社会与公益》 2020年第5期 刘 振/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一、研究背景 社会工作恢复重建之初，由于“社会”尚未发育成熟，我国社会工作选择了一条亲近国家的“嵌入式发展”之路，但这似乎与社会工作中“社会”二字有所偏离，带来了行政化、建制化等诸多问题。因此，时下社会工作“重返社会”“重拾社会性”的呼声越来越高，学界关于社会工作“社会性”的讨论亦是不胜枚举。有学者借助波兰尼的“嵌入性”思想从社会公正、社会理性、社会保护和社会团结等维度理解社会工作“社会性”的概念[1]；有学者认为，“找回社会”是以社区为实践平台，恢复社会工作“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专业本质[2]；有学者则认为，社会工作中的“社会性”是强调人与人的交往联系与沟通理性[3]。笔者认为，上述关于社会工作社会性的讨论多是将社会工作视为一种社会实践。然而，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工作，亦是遵循一种“社会性”逻辑，社会工作学科在中国百年间的历史变迁即受到了一种社会性机制的影响。对此，本文尝试从“学科”的视角，理解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先介绍何为社会工作学科，再探析社会工作学科发展中的“社会性”影响机制。当然，这里笔者仅是浅谈几点看法，尚有许多不成熟之处，还请茶座中各位仁兄批评指正。 二、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工作 学科是一个典型的西方词汇，由“discipline”翻译而来，具有名词和动词的双重属性。作为名词，“discipline”主要是指（智力的、道德的）训练、训导，纪律，处罚、惩罚，学科、（大学里的）科目；作为动词，“discipline”则是指调教、训诫和惩罚。可以看出，“学科”的概念具有两重意义，是一种知识形态的分类抑或一种诉求于控制的社会制度，前者突出的是学科的知识含义，后者则强调学科与权力的关系。但这二者并不冲突、并不矛盾，无论我们在哪个层面理解学科，学科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以制度安排的形式，嵌入我们的生活世界之中，并且反过来制约着知识的生产和建构。方文教授曾指出：“学科发展史是学科理智史与学科制度史的双重动态……一个学科的整体发展与合法性建构，不仅有赖于学科的理智进展，同时还需要有一系列制度的支撑，即学科制度的建立和完善。”[4]这里所谓的学科制度主要是指规范特定学科研究的行为准则体系和支撑学科发展的基础结构体系。前者是所谓的学科精神，后者则是学科的制度结构，即学科的物质载体。在方文看来，支撑学科研究的物质基础，至少包括以下4类基本范畴：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研究者及他们赖以栖身的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网络，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学术成果的公开流通和社会评价，稳定的基金资助来源。 作为一门应用性社会科学，社会工作“学科”既是一种知识分类体系，又具有一套完整的制度结构，更是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由于我国社会工作学科发展时间较短，其知识理论有待完善，故而学科制度精神尚不清晰。在“教育先行”的发展模式下，中国社会工作学科制度结构虽有不足，但大体框架已然建立。笔者曾结合多方观点，将社会工作的学科制度归纳为“师资（研究者）、教育（课程）体系、学术出版物、学科共同体以及专业实践（专业实习与就业）”等若干子系统[5]。具体而言，所谓师资（研究者）即专业化、职业化的教育者与研究者；教育（课程）体系即社会工作的教育规范与学历层次；学术出版物包括社会工作的专业期刊和书籍；学科共同体主要是指社会工作学术共同体和教育共同体，如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专业实践主要包括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实习与就业两个部分。总体而言，无论是社会工作内在的学科制度精神，还是社会工作外在的学科制度结构，均受到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不同的国家体制中会形成不同的学科样态，这样一来，就带来了中国社会工作学科百年间的“跌宕起伏”与“此消彼长”。 三、多元影响：社会工作学科的“社会性”逻辑 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工作已在我国走过了百年历程，这期间有西学东渐，也有自学自立；有1952年学科调整后36年的“断裂”，也有1987年学科恢复后30余年的重建与兴盛；有政府政策文件的支持，也有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百年来，我国社会工作学科经历了无数次的跌宕起伏，然而，是什么限制了社会工作学科的发展，是什么影响着社会工作学科的形态，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学科”这一概念自诞生起就与“社会性”密切相连。早在18世纪，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就在《学科之争》中提出，一个大学的组织就其各部门和各学科来说不是完全取决于偶然，主要由政府所感受到的需要（凭借某些学说对群众发挥的作用）就已经能够先天地想到一个划分原则[6]。而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这边，学科中“规训”与“规则”的含义更是明显。福柯认为，任何学科都是一种社会规范，或者说“学科”就是在社会监控、规训大众、惩罚罪犯的实践中产生的专门的研究领域。“学科”研究、教育的结果即对社会规训、社会控制的强化，作为现代学术和专业知识化身而存在的学科，其影响远不止于知识范畴本身，它同时还代表着一种权力运作过程[7]。由此，福柯打通了连接知识与权力的桥梁。以创立世界体系理论而闻名的伊曼纽·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进一步强化了福柯的思想，在他看来：“学科作为一种制度的存在实际上是社会控制与轨调（regulate）制度的一部分。”[8]华勒斯坦从词源“discipline”追溯，认为“学科”代表知识和权力两种含义，进而指出各种学术组织和教学机构如何根据一些排他性的方式，与其他机构组合成学术社群，掌握各种资源和权力，左右学科的发展方向。可以看出，华勒斯坦背后的隐喻，不单是将学科知识视为纯粹知识层面的事情，而是一种与权力有关的社会实践。 由上观之，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发展、变迁都不是历史的偶然，均会受到社会性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科学具有制度化、规范化特征，可以视作一种社会制度，其形成与发展受到政治权力、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影响；另一方面，无论是哪种“学科”，其知识内涵都具有社会需要的根源，都是在对现实需要的回应中得以产生。笔者认为，作为一门应用性社会科学，社会工作学科无疑具有社会属性，受社会性因素影响。首先，学界普遍认为“问题倒逼”造成了社会工作学科的产生，这是一种社会需要对社会工作学科的催生；其次，社会工作学科的发展与国家制度变迁密切相关，这是一种社会制度对社会工作学科的型塑；再次，社会工作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几代学人的努力，这是社会行动者对社会工作学科的建构。总之，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工作，既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同时又不断受到社会性因素的影响。百年间，社会工作经历了无数次的跌宕起伏、形成了多种学科样态，这其中可以归结为3种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制度、行动者和社会需要，社会需要是影响学科发展的根本动因，制度和行动者是推动学科发展的直接动力。纵观百年，中国社会工作具有不同的历史阶段，横览全国，中国社会工作具有不同的理想类型，这其中的原因即上述3种因素的交互作用。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限于篇幅笔者不便展开论述社会工作学科发展的社会性影响机制、深入剖析社会工作学科的“社会性”逻辑，故此拙作权当引文，后续定当另文探析中国社会工作百年变迁的社会性影响机制，归结制度、行动者、需要这3种社会性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参考文献 [1]徐选国.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性转向[J].社会工作，2017（3）：9-28. [2]陈立周.“找回社会”：中国社会工作转型的关键议题[J].思想战线，2017（1）：101-107. [3]陈锋，陈涛.社会工作的“社会性”探讨[J].社会工作，2017（3）：3-8. [4]方文.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01（6）：126-136，207. [5]刘振，徐选国.从专业性、社会性迈向学科自主性：新时代我国社会工作学科建设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转向[J].学习与实践，2020（1）：100-107. [6]伊曼努尔·康德.康德全集：第七卷[M].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7]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8]伊曼纽·华勒斯坦.学科·知识·权力[M].刘健芝，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中国社会工作学科史研究”（项目编号: 20YJC8400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 振，博士，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会工作发展史、社区工作。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452bb924af51f01dc281e53a580216fc710a531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