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与蒙古族音乐学的形成与发展 当代人文及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使得民俗学、民族音乐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间文学等学科领域之间前所未有地进行对话、整合，从而一方面使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显得模糊，另一方面使得不同学科的方法理论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 虽然关注点和角度各有不同，但是蒙古族传统音乐历来是民族音乐学、民俗学、民间文学以及文化人类学共同的研究领域。到了近十年，蒙古族音乐学研究更是从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民间文学以及其它学科当中，广泛吸收其研究理论和方法，不但加强了自己本学科的建设，同时对相邻学科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理论借鉴，并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丰富和完善作出了贡献。将蒙古族音乐研究放置在中国蒙古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当中，我们发现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蒙古族音乐研究工作孕育并发端于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当中。蒙古族民俗学先驱罗卜桑悫丹于1918年完成的《蒙古风俗鉴》（蒙文，哈丹碧扎拉桑校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是蒙古族历史上第一部民俗学著作。在这部书的《古今歌谣类》一章中，作者收录了当时流传于科尔沁、喀喇沁地区的14首民歌唱词，从而开启了中国境内蒙古族民歌搜集整理工作的先河。下面重点介绍另一个民歌搜集整理方面的主要成果《丙寅》杂志。《丙寅》杂志是现代蒙古族民间文化研究先驱卜和克什克（1902～1943）等人创办的“蒙古文学学会”综合刊物。本刊从1926年创办到20世纪40年代，定期或不定期刊出共十期，刊载并介绍了大量的蒙古族民歌。根据目前所留资料，《丙寅》杂志刊载的蒙古民歌中“蒙古源流之歌”32首，记有歌名的歌曲有50余首，加上未记歌名的民歌，共计90首左右。体裁包括赞颂歌、祈祷歌、训谕歌、宗教歌、感恩歌、宴歌、军歌、故事歌、思念歌、情歌、儿歌等，有独唱、合唱、对唱等。[1]《蒙古风俗鉴》和《丙寅》杂志，标志着蒙古族音乐搜集整理工作起步早，起点高。罗卜桑悫丹、卜和克什克等学者，较早并系统地运用民俗学的方法理论，对蒙古族音乐进行了搜集整理，并对每一首作品进行了简要的背景说明，从而迈出了蒙古族民间音乐“从口传到书写”的历史性一步，并将其推到了当时国内相关领域较高的位置。遗憾的是，现存的《蒙古风俗鉴》和《丙寅》杂志，仅记录了唱词而未记乐谱，[2]从资料学角度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可见，当时蒙古族音乐研究主要是在民歌领域，而且其重点还是民俗学的和文学的。 第二阶段，蒙古族音乐学资料学科的形成。如果说，上世纪上半叶国内蒙古族音乐研究更多是民俗学领域中，或者说民族音乐研究主要是依靠民俗学的话，那么首部由专业音乐学家完成的第一部民歌集则是由革命音乐家安波、许直、胡日查等人完成的《蒙古民歌集》。该书作为东北文协文工团民间音乐系列资料之一，于1949年由内蒙古日报社印行。该民歌集收录了149首民歌和7首说书调，简谱配以斯拉夫蒙文，可后用蒙、汉文字记录唱词。所收录民歌和说唱曲调分为革命尖、生活类（包括妇女生活、思亲情乡、孤独生活、宴歌等四个分类）、爱情类（包括恋歌、相思失恋、喇嘛偷情、情歌联唱等四个分类）、宗教类、杂类等五类。这些民歌中的一部分是安波、许直等音乐家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采风时搜集到的，另一部分则是记录自当时在冀察热辽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的蒙古族学生。这是目前所知蒙古族历史上第一部用现代记谱法记录的民歌集。它的出版标志着真正音乐学意义上的蒙古族口传音乐的搜集整理及书面化工作的正式开始。1952年，安波、许直将精选其中的部分民歌，唱词译成汉文，以《东蒙民歌选》为名，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接着，由内蒙古歌舞剧团编，奥其、松来汉译的《内蒙古民歌集》，于1954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东蒙民歌选》和《内蒙古民歌集》用汉文译词记录，对蒙古族民歌的跨地区、跨民族传播产生了积极意义，例如《嘎达梅林》、《牧歌》等脍炙人口的民歌便是通过《东蒙民歌选》流传到全国，并被内地专业音乐家所了解的。1960年，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编辑出版了《内蒙古民歌选》(蒙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0年)。这部民歌集中收录了170余首蒙古族民歌，并用蒙文记录唱词，配以简谱，是建国后一部重要的民歌参考资料。而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叶，在各方学者的努力下，以五大“集成”为中心，出版了数十部民歌集、说唱音乐曲调集、乐曲集，其范畴广泛，收录曲目数量浩大，蒙古族音乐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丰硕成果。其中，有些是正式出版物，有些则作为地方文化研究的内部资料；有些是大型集成，有些是地方系列丛书，有些则是各盟、旗自编资料。可见，与民俗学或民间文学一样，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资料的搜集整理是蒙古族音乐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三十余年，蒙古族传统音乐研究工作虽然逐渐脱离于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向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方向发展，但这时期的成果主要是以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为主，尚未形成理论研究的学术局面。但是，如果说蒙古族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工作更多是在本民族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的孕育下形成和发展，那么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蒙古族理论音乐学研究则却基本独立于民俗学，并以国内音乐学研究为依托，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 第三阶段，蒙古族音乐研究理论音乐学的形成与发展。蒙古族音乐为对象的真正音乐学意义上的专题研究工作，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初，以吕宏久的《蒙古族民歌调式初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乌兰杰的《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初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为标志。两部“初探”，前者旨在建构蒙古族民间音乐的形态学分析模型；后者努力设计出蒙古族音乐史以及传统音乐研究的宏观理论框架。其中，吕宏久的《蒙古族民歌调式初探》，在承认蒙古族音乐的个性特征的前提下，强调与中国其它民族音乐之间的共性特征，并以蒙古族民歌为对象，借鉴和吸取了当时我国“民间音乐研究”的相关学科理论以及中国民族调式研究的相关方法，用大量的实例来系统地论述了蒙古族民歌曲调的调式特征。而乌兰杰的学术论文集《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初探》，从音乐史、比较研究、音乐形态学、音乐美学等多视角对蒙古族各历史时期各种音乐体裁进行研究，并把蒙古族音乐与北方古代少数民族音乐以及其它一些国家的民族音乐进行比较研究，旨在建构蒙古族音乐史的宏观框架。两部著作对于20世纪末蒙古族音乐学科理论的建立来说，其开拓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在80年代初至今的二十余的时间里，蒙古族音乐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版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这里不一一列举。总而言之，这是时期的音乐学研究，从一般的概论性探讨，向深入的音乐学理论及方法论建构发展；从宏观的历史研究，向更为具体的地方音乐传统、乐种、乐人以及微观的个案研究发展。在逐渐与国内外音乐学研究接轨的同时，正在形成自己特定的传统。 第四阶段，蒙古族音乐学研究的跨学科发展阶段。如果说80年初代至21世纪初的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蒙古族音乐学研究是在与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是双轨并行发展的话，那么到了21世纪初，蒙古族音乐研究，却又重新回到与相邻学科重新整合的时期。其特点有三：一是，这时期国内音乐学诸学科的发展，尤其是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兴起，为蒙古族民族音乐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背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46a8bd2859fafab069dc5022aaea998fcc2240a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