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抒情诗传统风雅与文学革新比兴的垂范。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阻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虽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要紧是抒情言志之作。《卫风·氓》这类偏于叙述的诗篇，其叙事也是为抒情服务的，而不能简单地称为叙事诗。《诗经》能够说要紧是一部抒情诗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产生了如此众多、水平如此之高的抒情诗篇，是世界各国文学中罕见的。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专门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创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要紧形式。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一辈子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截了当阻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列传》）《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大方之音，差不多上这种精神的直截了当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诗歌革新主张，确实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纯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不仅陈子昂，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的优良传统。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其一）；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杜诗以其题材的广泛和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而被称为“诗史”；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实际上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怀人民疾苦的倾向，差不多上“风雅”精神的表达。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从宋陆游到清末黄遵宪，也代不乏人。 假如说，“风雅”在思想内容上被后世诗人立为准的，比兴则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通过后世进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中仅作为诗歌起头和谐音韵，唤起情绪的兴，在后代诗歌中仍有表现。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诗人所广泛继承，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予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经》中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亮的艺术形象，构成情形交融的艺术境域，对我国诗歌的进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意境等，对我国诗歌的进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意境等，都能够在《诗经》里看到萌芽。后代的民歌和仿照民歌的文人作品中，以兴句起头的专门多。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以及魏晋时期许多文人的创作中，都不乏其例，这明显是对《诗经》起兴手法的继承。而兴句和所咏之辞融为一体，构成诗的意境，则是《诗经》比兴进展的更高时期。 《诗经》于比兴时有寄予，屈原在《楚辞》中，极大地进展了《诗经》比兴寄予的表现手法。同时，《诗经》中不一定有寄予的比兴，在《诗经》被经学化后，往往被加以穿凿附会，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因此，有时“比兴”和“风雅”一样，被用来作为提倡诗歌现实性、思想性的标的。而许多诗人，也紧承屈原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写了许多寓有兴寄的作品。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阻碍。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截了当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诗经》其他各种句式当时只是单句，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时，后世箴、铭、诵、赞等文体的四方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差不多句式，也能够追溯到《诗经》。总之，《诗经》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节选自《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4bedfb09cfbff121dd36a32d7375a417866fc1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