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理主义到企业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城市治理的转型 大卫哈维 简单地说20世纪60年代所持有的“管理”方法已经逐步然位于70年代的80年代的“企业”行为方式。 罗伯特·古德曼将国家和地方政府描述为“最后的企业家”。 城市企业主义： 1、国际劳动分工内的竞争意味着利用特殊优势生产产品和服务。 2、城市地区也可以提高消费空间的竞争地位。 3、为了得到巨额融资、政府或信息收集与处理（包括媒体）等领域的重要控制权，与支配职能部门而展开的剧烈斗争也深深滴影响了城市企业工商主义。 4、通过中央政府中心分配剩余物资具有的竞争优势依然极为重要，因为重要政府不再像以前那样重新分配物资了，这种说法有些不切实是。（长岛——圣地亚哥军事防御合同。） 由于空间障碍减少，在确定地点时，距离市场和原材料远近就无关紧要。“商品品种”的概念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资本比地点具有更大的选择权。 在地区立场上考虑物质问题，如果地区不能为企业同工必要的条件让物质来到或继续留在城中，那么物质很可能会增强或丧失其经济活力。 简言之，城市治理的任务就是将具有高流动性和高弹性的生产流、资金流和消费流新引导自己的地区。 城市竞争和城市企业主义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空间可以按照各种新的发展模式开发。 城市政治的转变及其向企业的转向，机打的出尽了从以凯恩斯的国家福利主义为支撑的、在地域上相当严格的福特式生产体系，向地理上更加开放、市场更具弹性的积累的过渡。进而提出，在设计、文化形式和生活方式上从以城市为基础的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也与城市企业的兴起密切相关。 城市企业主义鼓励拥有最强的地方能力的活动，他们可以提高房地产价值、改善税基、促进收入的地方流通、提高就业机会不断加剧的地理流动性和技术变化使得许多产品的生产形势及其可疑，因此，（A）高度地方化（B）即使周转时间数算不上及时但也算迅速的服务生产，似乎都成了城市企业努力中最稳固的基础。 如果每个人，从朋克到说唱艺术家到“雅皮士”和高雅资产阶级，都可以通过创造各自的社会空间参与城市的形象创造，那么所有人都会至少会觉得自己属于这个地方。精心安排改造城市形象，如果成功的话，还有助于一种社会团结、市民的自豪感和地方性忠诚，甚至可以让城市形象为越来越被资本消弱地区感的世界上提供一个精神港湾。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4f417c4683c4bb4cf6ecd1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