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萌芽”概念的合法性问题 当前，在中国史学界，特别是在中青年史学研究者中已经基本放弃了五种社会形态说的情况下，再讨论明清时期有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就显现了这些学者自身理论体系的混乱和自相矛盾。当然，并不是不允许讨论明清时期经济形态有没有质的变化或在多大范围内有没有质的变化的问题。而是质疑“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概念，在否定了“五种社会形态说”在中国的适用性的前提下的合法性问题。 资本主义本来就是西方的产物，是西方的概念。 拿这一概念来衡量中国的新的经济形态是否合适？就像用中国的封建概念来对以西方的feudal概念一样，会使双方的理论走形。它们并不是可以通用的概念。在研究明清时期经济形态的变化时，运用“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概念，本身隐含了一个潜在前提，即“五种社会形态说”适用于研究解释中国历史。众所周知，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是由封建的经济形态脱胎而来，且限于西欧。应该强调的是，1877年，俄国《祖国纪事》杂志发表海洛夫斯基的文章，认为马克思断定一切民族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由此断言俄国那些主张保存农村公社而避免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们，包括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违背了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对此十分愤慨，当即写了《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其中指出，他在《资本论》中阐述原始积累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决没有断言一切民族都必然或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才能进入社会主义，而“他（指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并且，马克思在发表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关于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一个历史概念序列：“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合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正如“五种社会形态”说违背了形式逻辑关于概念划分的一些规则，如将不同级的概念并列，如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属于无产阶级社会，只能与有阶级社会并列，而不能与有阶级社会这一“属概念”之下的“种概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相并列； 五种社会形态个社会的概念是全异平行关系，互相间断，而人类诸社会形态是交叉互渗，并由种种中间形态，不能简单切割、截然划分为五个段落。 它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概念并为一个序列，不成系统。如原始社会的“原始”是一个文化学概念，奴隶社会的“奴隶”是一个生产关系概念，封建社会的“封建”是一个政治学概念，资本主义的“资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社会主义的“社会”是一个社会学概念。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ce2ffae818e8b8f67c1cfad6195f312b3169ebf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