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的阴影下——重读《寂静的春天》 作者：暂无 来源：《企业观察家》 2020年第4期 文/冷万豪 河南工学院经济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 《寂静的春天》 [美] 蕾切尔·卡森 著 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ISBN：9787515331874 出版时间：2015-05-01 《寂静的春天》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作者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在书中描绘了一个失去鸟语花香的春天，并揭开了异常“寂静”背后的真相——过度使用的剧毒杀虫剂使得鸟类等野生动物失去繁殖能力，导致野生动物大量死亡。58后年的今天，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寂静春天，在政府强有力的行政保障和积极动员下，14亿中国人放弃庆祝节日的传统居家隔离，防止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在中国的境内以及世界范围的快速传播，这种来源于野生动物的病毒目前已在全球范围内造成1.3万余人的死亡。在两次“寂静”中，人与自然的位置的互换，似乎在提示着我们在人与自然的矛盾中没有胜利者。 在寂静中反思 环保、生态在今天的世界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甚至成为了消费主义的宠儿，在各种工业制成品的营销宣传中，甚至成为至关重要的概念受到商家的热捧和消费者的追逐。但在1962年《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前，不仅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鲜为人知，商家也把征服自然的新科技作为商品的卖点。蕾切尔·卡森的著作根植于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俗称DDT（滴滴涕）的剧毒农药对人类居住环境和生态系统形成严重威胁研究的基础上，以鸟儿的寂静唤起了美国政府乃至全球对环保问题的高度关注，引发了人们重新考量人类自身活动与自然生态平衡之间的关系。《寂静的春天》成为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卡森也因此成为环境保护运动的最主要的开创者之一。她通过其著作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将人们从无休止的破坏和改造自然中唤醒，她所坚持的思想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 然而在今天，在环境保护概念已经为人们熟知的21世纪，城市、街道、村庄再次陷入“寂静”之中，只不过这次沉默的是人类。人对自然的过度侵害和贪婪掠夺，最终造成了瘟疫在人类之间的大流行。在过度捕食野生动物和生物物种灭绝的背后，我们更应认识到，新型病毒的出现和爆发是人类的快速发展与自然运行规则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可以说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改造中，缺乏对其活动的目的手段以及后果的正当性的最基本的考量，从而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使用长期处于一种原始的、粗暴的、不计后果的掠夺关系之中。因此20世纪的女性主义运动也将这种掠夺自然的方式归结为社会长期处于男权统治的结果。然而从生态角度分析，则是人类以自我为主体的核心伦理观直接导致了在认识和改造自然过程中的焚林而田，竭泽而渔。 疫情带来的环境“福利” 二氧化氮作为一种严重的空气污染物，也是导致地球变暖的主要化学物质之一。它主要来自于汽车出行和工业活动所产生的废气排放等，在人口越密集、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二氧化氮的排放水平就会越高。在中国实行了对疫情严重地区武汉市的全面封城和全国性的居家隔离之后，对新冠疫情传播的遏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同时全国性的居家隔离使得工厂、企业、商家停业，交通出行的减少。在疫情逐步蔓延至全球之后，世界各国也纷纷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号召民众减少不必要的出行，避免前往人员聚集的区域，进行居家隔离。虽然隔离的初衷在于减少人与人的接触，避免交叉感染，却意外地使环境污染显著地降低，对于刚从冬季苏醒的动植物来说，这个春天更加地明媚了。根据美国航天局（NASA）和欧洲航天局（ESA）的污染检测卫星收集到的数据显示，中国一月份二氧化氮排放水平相比二月份下降了10%～30%。在2020年二氧化氮值与2005～2019年同期平均值对比结果中，可以明显看到，今年中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一、二月份的二氧化氮值明显低于同期正常水平。同样，例如意大利、美国、英国等国家在新冠疫情爆发后也出现了同样环境质量的改善，根据欧洲航天局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在意大利北部河谷地区，二氧化氮排放量明显下降。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的数据显示，主要由汽车和卡车排放的一氧化碳在一周内减少了50%，纽约上空的二氧化碳浓度下降了5%～10%，同时甲烷浓度也有所下降。 构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共生”生态体系 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 “以人为本”的传统伦理思想，把人作为道德关系的唯一主体，因而也是道德关怀的唯一对象，这就是人类中心主义。这种伦理思想先天的认为自然及万物是为人类服务，供人类利用的存在，自身并没有内在价值，也没有自身利益可言，不需要将其纳入伦理道德的关怀范围。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以人类为中心，一切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生产力的飞跃性提升，这种伦理思想在《寂静的春天》一书所引发的全球性环保运动之后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环境问题进一步发展成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物种多样性面临威胁。 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提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接连出现的新型病毒再次印证了恩格斯的预言，随着生态危机的不断发生，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类固有的伦理价值观是生态矛盾的根源。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解构了人类的自我中心思想，使得环境伦理的主体具有了多样性，“共生”理念旨在从新塑造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面对生态问题的理性旨归，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的象征。而人与自然得以“共生”的关键在于转变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发展方式，可以确定是，那些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以掠夺自然资源我手段的发展方式将随着思想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不可避免的走向衰亡。是否能够发现和借助于自然的内在价值将成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这需要人类正视自身在长期的改造自然错误的实践方式，同时明晰人类物种在发展中所应当承担的生态责任和生态义务。在真正到达人与自然关系不可调和的生态临界点之前，及时修正人类社会的集体意识形态。提倡在人与自然的耦合作用中，抛弃将人类利益置于首要地位的同时，正确平衡生态物种共同发展的共生环境关系，引导公众尊重自然、关爱生命，重新树立正确的自然观、生态伦理观，加强国际合作，明确国家生态责任，以多种手段保障生态环境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生态伦理的最终价值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换言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夙愿就是实现生态伦理精神，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这一共同体范围内的共生最大化。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4f75053ed7bbfd0a79563c1ec5da50e2534dd1e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