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简介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并称“三苏”。 与其父苏洵的大器晚成相比，苏轼属于少年得志。二十几岁入京就受到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当时，比他年长30岁的欧阳修就对他作出了如下断言：“此人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事实正如欧阳修所预言的那样，苏轼确实是古今文人中声誉最隆的一个艺术天才。论文，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论诗，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论词，他是豪放派词的开山鼻祖；论书法他是“宋四家”之一。真个算得上是“三千宠爱集一身”了。 然而，和他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比较起来，苏轼在仕途上就显得不是那么顺畅了，甚至可以说是危机四伏，九死一生。事实上，苏轼的出仕之路只能算是一条屡遭贬谪之路。这官，苏轼当得太不痛快了。 二十一岁，苏轼就考中进士，如果能够谨小慎微，前途是不得了的。但问题是要那样，苏轼就不再是苏轼了，而应该是一个当官当得非常不错的我们所不知道的什么人。 首先是反对变法。要说苏轼与王安石同为文人，应该是很容易走到一起的。王安石变法的本意也是想富国强兵。可是文人办事总有一种浪漫的想法，有些问题欠考虑，变法太急，就产生了一些弊端，事情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了。这时苏轼站出来了，反对新法。于是就遭到多次贬谪。两次被贬杭州，他也不以为意，而是认真地做起了小官，领人在西湖筑堤，这就是有名的“苏堤”。从杭州他又到过密州、徐州、湖州。就在湖州，苏堤被捉拿到御史台审问。原来，一些反对苏轼的人在他的诗文里断章取义地摘取一些句子对其设计陷害。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以为自己这次必死无疑。于是告诉为他送饭的弟弟说，平时不要送鱼，若听说我要被判处死罪再送鱼。有一次，他弟弟病了，托人送饭，那人不知情，送了鱼，害得他虚惊了一场。后来还是王安石一句话：“哪有盛世而杀才士乎？”苏轼才得以出狱。 出狱之后，苏轼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表面上，虽然是个小官，实际上处于地方官的监管之下。言论行为都受到束缚。他的散文代表作前后《赤璧赋》都是在偷偷摸摸的情况下写成的，“必深藏之不出也”，一般人是难以见到的。 后来，哲宗即位，太后听政，司马光掌权，苏轼被召回朝廷。司马光全盘否定变法内容，这时，苏轼又站出来了，认为变法中有些内容还是值得参考的。结果是，他又被下放。七年后，太后死，哲宗亲政。宰相是从前主张变法的章敦，于是，又打击司马光那一派的人。苏轼因为在司马光时代被召回朝廷做过翰林，因是又被当作了打击的对象，被贬到惠州。因为看到苏轼字子瞻，紧接着又被贬到了儋州（现海南）。一直到六十六岁才遇到大赦天下才被调回。但是还没有走到朝廷就死在江苏常州。 在死前两个月，北归途中，途经镇江，看到李龙眠为他画的像，即席写了一首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以被贬的三个主要地方的地名来作为自己平生功业的总结，其中的悲苦是难以言传的，同时也显得是那么的潇洒、从容、寡淡、旷达、幽默。这就是苏轼，历经艰难而始终不失真率之心，始终向权贵高昂不屈的头颅。我想这可能就是苏轼以及作品千古不朽的原因。在苏轼的作品始终存在着一种永恒的东西。他总是能让人们从个体与时代的局限中跳出来，从而沉入广袤无垠的宇宙和历史大背景之中。从而在真的、善的、美的诗意中痛快地活着。 当熙宁年间，王安石开始变法时，苏轼便站在守旧派的立场上，不断地上疏反对新法。由于和王安石政见不合，他请求到地方上去任职，做过杭州通判，密州、徐州的知州。在任地方官时，他目睹新法实际推行中产生的一些弊端，写了不少讽刺新法的诗歌，因此招致了新党的某些人的打击。元丰二年（１０７９）七月，他刚调任湖州不久，便被弹劾被捕入狱，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审讯到十月初才结束，结果２０多人受到牵连，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有一个小典故： 苏轼在湖州任满，进京去拜访宰相王安石，偏巧他不在。苏轼见桌上放着一首王安石还没有写完的《咏菊》是，只有两句：“西风昨夜过园林，吹的黄花满地金。”苏轼笑道：“菊花开于深秋，耐寒不凋，怎么会被西风吹得满地金呢！”于是在后面顺手接了两句嘲笑王安石：“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他见王安石迟迟不归，就回家了。 王安石回来看了苏轼嘲笑的诗句，心想：看来他不晓得黄州菊花落瓣，黄州正好缺个团练副使，就让他到那个“吹落黄花满地金”的地方去吧。 于是，苏轼就被调任了黄州团练副使。 名义上是团练副使，其实要受地方官员的监督管制，形同囚犯。贬谪带来的是心情的痛苦和生活的困顿。苏轼被贬黄州后，也不免产生沉郁心绪，但这并未摧毁他坚强的气节。时间抚平了伤痛，意志宽怀了心态。从最初的孤苦无援，到后来的旷达高蹈，苏轼通过对是非荣辱和狭隘小我的淡漠遗忘以及对人世苦难的自觉承受，在承受中超越苦难，达到了一种超凡脱俗、坦然自适的气节。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5139426ec8d376eeaeaa319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