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转轨期中国空气污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损失进行分析 一、以往的研究概况与本文的分析视角 近 30 年的中国经济转轨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如何采用科学方法来估算环境空气污染造成的损害，并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实施治理对策，已经成为保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它也是环境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等相关研究领域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一般来说，有关环境污染损害估算的研究多是基于所谓“暴露—反应关系”，并形成了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的动态分析和关于污染排放实验与政策综合评价模型 APEEP(the air pollution emission experimentsand policy)的静态分析两大类。前者注重于环境污染随时间延续的损害累积效应及相关联动效应，进而估算其社会经济损失(Matus 等，2012;Nam 等，2010)。后者主要关注特定时点(例如某一年)的污染，通过利用代表性的物质来模拟环境变化过程中的机制并对环境状况进行评估，以此为基础来估算污染损害量及其造成的社会总成本损失。现有的国内外文献大多是按照第二类研究思路展开，本文也遵循此种思路。 按照综合评价模型的静态分析思路来估算污染造成的社会成本，涉及到两方面的具体技术与方法问题。 其一，究竟是从平均损害(AD)的视角还是从边际损害(MD)的视角来估算总损害量(GAD)。以往流行的研究均采用平均损害估算的视角，但是近几年美国学者 Muller 等人开辟了边际损害估算的新视角(Muller 和 Mendelsohn，2007;Muller et al.，2011)。基于边际损害视角的估算虽然在对于总是损害的估算方面与基于平均损害视角的估算并无本质性区别，然而由于引入了边际损害的概念可以获得更多的有关污染的结构性信息，从而得出更丰富的结论与政策含义。例如，估算污染物的边际损害将有利于针对不同的污染物制定不同的减排政策;通过比较各种污染物的边际损害量与边际减排成本，又可以获悉不同政策的福利后果;此外，估算不同空间结构下的边际损害，也可以为制定区域间差异性的减排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其二，如何将所估算的污染损害的物量值转化为货币量值，进而评估污染造成的社会总成本或福利损失。目前这方面的方法呈现多样化，诸如：关于健康损害的货币量值转化，由于难以直接找到对应的市场价格，常用疾病成本法(Huang 1 等，2012)、人力资本法(World Bank 和 China SEPA.，2007;岳立，2011)、显示性偏好法(Muller 等，2011)以及陈述性偏好法(Hammitt 和 Zhou，2006;陈仁杰等，2010)等从不同角度推算或赋值;农业损害主要用直接市场价值法(过孝民等，2009);林业损害主要用直接市场价值法(Muller 等，2011)或影子工程估算法(霍书浩和丁桑岚，2011);建筑材料损害主要借助恢复费用法和成果参照法(过孝民等，2009)。 目前，国内在空气污染总量损害估算(World Bank 和China SEPA.，2007)以及减排边际成本计算(涂正革，2009)等方面，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总体来说仍存在着明显不足：第一，估算的覆盖范围过窄，多数总量估算只关注某一方面损害(通常是健康损害或者农作物减产)，很少有多方面的估算;第二，估算的方法和程序相对单一，均采用平均损害估算方法，在边际损害估算方面留有空白。本文尝试弥补上述两方面的不足。借鉴国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采用边际损害估算的新视角，以西安市的数据为例，对于城市空气污染造成的损害及其社会成本体现进行更为准确的评估与计算。以期表明：基于边际分析原理的损害估算方法，不仅具有理论框架与估算结果上的精确性，而且具有环境规制政策操作上的有效性。 二、简要讨论与总结 对于空气污染引致的社会成本的估算，从消费者层面来看，不仅包括上述的直接损害，还应该包括疾病、死亡以及其他损害等对整个家庭造成的间接伤害;从厂商层面来看，应该包括污染引致的工人生产力水平下降带来的损失以及为达到减排标准进行投资或者减少生产所造成的损失等;从政府层面来看，应该包括政府对于环境治理的财政支出、政策制定、执行的成本以及违反惩处成本等。由于某些估算层面的数据空白以及寻找合适的替代指标存在困难，本文仅从第一个层面中消费者的直接损害以及第二个层面中农业生产者的直接损失等进行估算，因此严格说来，这里所估算的空气污染的社会成本还不是其造成的全部社会经济与福利损失，只能说是其中的一大部分。这种低估是现有的经验研究约束条件下所难免的，且并不影响本文分析框架与估算程序的严谨可靠性及其在其他污染物损害的社会成本估算中的推广应用价值。 本文的分析清楚地展示了边际方法的优势。与平均损害估算相比，边际损害 2 估算不仅在结果上与其保持着很好的一致性，而且还揭示了许多平均损害所掩盖的信息。运用边际损害，可以清楚地获得在目前浓度背景下，某一地区某一污染物的边际损害量，可以对同一地区的不同污染物边际损害以及不同地区的同一污染物的边际损害进行比较，进而得到某一地区具有针对性的减排政策，而不是对所有区域制定同样的减排目标和政策;不仅如此，边际损害的计算还明确地给予了郊区和市区在制定减排的政策上的一些启示。 综合上述信息，政策执行相关部门还可以对边际损害和减排的边际成本进行比较，从而保证在成本一定的情况下实现收益最大化。本文关于空气污染损害造成的社会成本的估算数值，也直观地显示了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如何解决好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上面已知，西安市 2013 年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仅就不完全的估计就高达42.56 亿元~44.24 亿元。这个量值约占2012年西安市GDP总值的1%左右，它相当于西安市2012年人均 GDP的8.33万倍8.64万倍。这意味着，整个西安市约有相当于8万人全年收入的社会财富因为空气污染而失掉了。由此可见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如果我们将视角从空气污染再扩展到水及其他污染，并从一个城市扩展到全国，那么环境污染给当下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经济与福利损失，足以令人瞠目结舌。在目前，虽然中国仍需要工业化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国家财富，但更需要居民真实福利水平的改善，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尤为如此。对于二者之间的权衡，既需要公民环保意识的提高，更需要政府制定良好的激励政策、减排的政策以及建立和健全监督和执行制度。 3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52f8e45fbdd126fff705cc1755270722192e59a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