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老更成的庾信曾出柜梁宗室成员？ 庾信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诗歌界的扛鼎式人物。 他的《枯树赋》、《哀江南赋》、《马射赋》都是当时名篇，也是著名的宫体诗人。据说“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传诵千古之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便脱胎于庾信的《马射赋》中的名句“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由此便可知道庾信诗词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力。难怪唐朝诗界巨擘杜甫都对其赞不绝口，赞扬好友李白时顺便赞扬庾信“清新庾开府”，还满怀深情地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评价不可谓不高。 更有甚者，清代诗词大家陈维崧可谓是庾信的小粉丝，他不仅对庾信的《哀江南赋》推崇备至，认为庾信此赋可“奴仆庄骚，出入左国〞”， 此话怎讲？说白一点，就是屈原、庄子只配给庾信提鞋，只有左丘明才能与之匹敌。话虽然是说满了点，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但是从一个侧面也显示了庾信在诗歌界不同凡响的实力。 总之，庾信在华夏诗歌史上作用巨大，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代表性文学人物，这正如某些研究者所言：“庾信总结了六朝文学的成就，特别是他那句式整齐、音律谐和的诗歌以及用诗的语言写的抒情小赋，对唐代的律诗、乐府歌行和骈体文，都起有直接的先导作用。”尽管诗歌王国唐朝当时有人看不起他，甚至对其的宫体诗嗤之以鼻。 庾信之所以文章老更成，就因为他人生前后期遭受的重大变故，虽然庾信是以立言成名的，不过他却是实打实的王朝高官，在那种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先是事梁，后来因出使西魏被扣，就是文学惹的祸，再后来他还成了北周的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类同于出将入相、位极人臣。 作为一代文宗，庾信的人生经历也不算是太复杂，正如他的文学创作以四十二岁时出使西魏为界，分为两个截然分明的时期一样一目了然，而且基本上是以政治符号示人，在艳史方面似乎是乏善可陈。而唯一让人诟病的，就是《南史》中一笔带过的庾信与梁宗室成员萧韶的“断袖之欢”。萧韶小时候可能家境不大好，庾信便常常接济他，后来自然好上了，你侬我侬出双入对的，有时候庾信接待客人，萧韶还帮忙传酒，关系非常融洽。后来萧韶做了封疆大吏，他们的关系也逐渐冷淡，形如陌路，也许这只是一种亲密朋友关系而已，远没有传说的那么污。反正正史也是打酱油式泛写，我们在此继续省略五百字。 庾信出身官宦之家，父亲本身就是梁国的高官，同时是当时的著名作家，耳濡目染的庾信当然是出落得“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可谓是博览群书、少负文名的神童作家。这样一个“身长八尺，腰带十围”的文学小鲜肉，加上老爹又是梁国太子的属官，自然成为了东宫太子的座上宾（文学侍读），“父子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北史·庾信本传》）由于出身官宦世家，“误入官场”，辗转于南梁、西魏及北周的核心权力层（还曾出将入相），所以早年的诗便是宫体艳情和唱和为主，虽然也有一点小清新，但词藻华丽，内容轻飘，正如某些诗评家所说：“庾信只是一位有才华的文学家，却被命运放在了错误的位置上，并且必须承担这种‘错位’带来的痛苦。”大有一种“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遗憾，如果他专注于文学，估计成就会更大。 正是因为如此的官场与文学渊源，庾信有了一个令人十分羡慕的幸福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加上自己独特的东宫背景，能创造轻艳浮荡、词藻华丽的“宫体诗”那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可谓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比如他早期的作品《春赋》，文人笔下的官家春游，可谓是绮丽华美、艳光四射、对仗工整，是典型的南北朝绮靡宫体文章。“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树下流杯客，沙头渡水人。镂薄窄衫袖，穿珠帖领巾。百丈山头日欲斜，三晡未醉莫还家。池中水影悬胜镜，屋里衣香不如花。”可谓是春情毕露、美轮美奂。这种诗赋后来还有力地影响了唐朝王勃、骆宾王、刘希夷等人的作品，算是是“诗祖级”人马。 当然，虽然前期的诗词大多是奉和应景的多，不过以其扎实的文学功底，还是不乏观察细致的出彩之作，什么“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余”，一点也不比王维的唐朝田园诗差，难怪唐朝的王勃还曾经模仿过他的诗。而且即使是刻意写一些《舞媚娘》之类的宫体诗，也还算是有点小清新，对爱美又善于怀春的少女的描绘，甚至于是十分活泼而有生气的，并不是一无是处。 及至侯景叛乱，南梁处于风雨飘摇的败亡时期，朝廷更迭，逃往江陵辅佐梁元帝的庾信，在奉命出使西魏进行谈判时，恰好梁国被西魏所灭。因为尚武的北朝人却一向倾慕南方文学，而作为南朝文学代表性人物的庾信，当然作为“瑰宝”被西魏截留，还给他授予了高官厚禄，后来取代西魏的北周，更加器重庾信，许给的官衔更高，直至封侯。 正因为庾信在当时的文学界声名太盛，尽管后来的南朝的陈国和北周通好，使许多羁留北朝的南方人能回归故地，回了南方，而庾信与王褒除外，就因为庾信是文坛领袖，也只能从此永别江南，有家归不得。 虽然在北朝官居高位，跻身一线显贵，而且作为文坛一代宗师，连皇帝也青眼有加，礼遇甚隆，他自己也在北朝的政坛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然而内心却是有一种排解不开的莫名痛苦，就因为那种对故土乡情的深切思念，以及身仕敌国认贼作父的愧疚和怨愤。再加上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生活在别处，思想境界也随之改变，文学创作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再是早期那种无病呻吟式的缺少生活激情的狭窄宫体诗，而是具有真情实感的波澜壮阔的美赋，而且生动有趣、语言精典、意蕴深刻，篇篇堪称杰作。 作家必须要有生活，这既是庾信的不幸，也是庾信的幸运。这正如某些诗评家所言：“庾信只是一位有才华的文学家，却被命运放在了错误的位置上，并且必须承担这种‘错位’带来的痛苦。”用现代潮语来表述，那就是痛并快乐着。 正因为生活情境的巨大变化，造就了庾信那被后代诗坛巨擘盛赞的“文章老更成”，所谓纵横肆恣，健笔凌云，皆因后来其经历的人生巨变而积聚的厚重生活底蕴所至。诗人大都是生活的苦行僧，面对亡国之哀、羁旅之愁，不善于排解愁绪的庾信，于“情纠纷而繁会，意杂集以无端”的深深苦闷中，最后只能斥之于笔端，并迸发出巨大的诗词能量，从而得到最大限度的人生消解或移情，完成了人生的最后升华。 而其代表作《哀江南赋》，正是在此种历史背景和人生背景下应运而生。史曰：“信虽位望通显，常作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那种“日暮途远，人间何世”的感叹，也可谓是诗圣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翻版。盖因生活深厚馈赠，让曾经艳情高张的轻浮庾信变得笔底雄健起来，成就了千古美赋，这难道不值得感恩苦难，痛并快乐着吗？《哀江南赋》集乡思、怀国、感世于一身，语言华丽，意绪苍凉，用典精美，笔意纵横，内容阔大，是一篇难得的杰作，广为后人称道，传为范本。加上一篇以物喻人、感怀流年的《枯树赋》，遂玉成了其“文章老更成”的诗坛佳话和美丽传说，“暮年诗赋动江关”是也，值得一写。 不管怎样说，庾信也算是超越了苦难，并用诗词完成了人生最终的救赎，即所谓“古人之所贵名不朽者，盖重言之尚存。” 多灾多难的庾信“隋开皇元年，卒。有文集二十卷。文帝悼之，赠本官，加荆、雍二州刺史。子立嗣。”算是得到善终的高官文人。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5ef76476c4da50e2524de518964bcf84b8d52d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