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余震》的疼痛到《唐山大地震》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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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余震》的疼痛到《唐山大地震》的温暖 加拿大华裔作家张翎女士创作的以唐山大地震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余震》，2010年被导演冯小刚改编为电影《唐山大地震》，在全国公映，成功创下了超过六亿的票房神话。比较小说《余震》和电影《唐山大地震》，两者差异很大，冯小刚在哪些方面进行了改编？表现了冯小刚怎样的改编策略？ 一 张翎在不同场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小说强调的是“疼痛”，而电影重点表现的是“温暖”。小说让读者看见了人被天灾击倒后的疼痛，电影则让观众感受到了人从废墟中站起来的温馨。张翎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医疗部门工作过十多年，她接触过的病人，有许多从两次世界大战、越战、朝鲜战争、中东战争的战场上归来的伤残军人以及一些灾区的难民，对这些遭受战争和灾难重创的病人的内心创痛，张翎感受深刻。她认为这种疼痛是长久的、酷烈的、无法轻易消除的，它是一块表面虽结痂但内里却烂成一片的伤疤。张翎不相信“地震孤儿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这个廉价而乐观的结论，于是，她创作了小说《余震》，旨在探讨灾难过后一个遭受灾难重创的个体案例的消弭不掉的长久创痛。小说中的方登的“疼痛”开始于唐山大地震时与弟弟方达同埋地底，而当情况只允许救她和弟弟中的一人时，她在地底下听到母亲撕心裂肺地说“救弟弟”时，她的疼痛加剧，由肉体转向心灵。在她后来的生命中，七岁时的那个噩梦般的回忆始终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她的疼痛像一个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无边无际，遮天蔽日，无法疗救，她为此试图自杀过好几次。在这个疼痛剧增的过程中，又“雪上加霜”地遭遇其他的疼痛，包括养父王德清对她进行性侵犯，与女儿之间发生激烈冲突，母女关系恶化，最后与丈夫离婚。《唐山大地震》表现的则是灾后心灵重建的过程，表现的是从天灾中站起来的坚强。所以，在电影中，方登的“疼痛”被弱化、被过滤，她虽然被别人抱养，但是养父母对她很好，养父母的爱把她七岁时的那个梦魇般的记忆慢慢淡化消除，后来她嫁给一个老外，夫妻之间恩爱，和女儿的关系也融洽。方登的弟弟方达在母亲元妮的艰难抚养下长大，虽然没有考上大学，但是后来经过自己的不懈奋斗，成为一家公司的老总，最后为母亲娶媳生子，极尽孝顺之情。那种相濡以沫、互相扶持、母慈子孝的伦理情感，那种达观知命、勇敢顽强、从不对困难低头的生活态度，散发出浓浓的温馨色调。电影结尾，方登、方达和元妮三人终于团聚，虽历尽劫难，但终得“大团圆”结局。 事实上，电影也表现了“疼痛”，那场天灾必然给灾民带来“疼痛”。但是电影的主旨不在于表现“疼痛”，而是探求用什么方式来疗治这种“疼痛”，冯小刚告诉我们，亲情的力量是强大的，亲情是疗治这种“疼痛”的惟一良方。地震能毁坏一个家庭，但不可摧毁亲情，它最终维系着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的基本架构。因此，在电影中，方登的“疼痛”在养父母“亲情”的融化下慢慢消解，元妮和方达的“疼痛”在母子相濡以沫、母慈子孝的“亲情”中得以消除。而在小说中，这种“疼痛”无法彻底疗治，张翎说过，“方登的疼是无药可治的”，张翎在行医历程中，接触过大量遭受心理创伤的病人，她通过对这些病人案例治疗发现，疗治他们肉体的疼痛是容易的，但对他们心理创伤的治疗则非一蹴而就，这是一种潜藏的顽固慢性疾病，很难除根，当病人自以为征服它的时候，忽然因为某一契机的触发，它又突然出现，猝不及防地再次击倒病人。弗洛伊德认为，人在童年时期所遭遇的创伤，会长久顽固地潜隐在人的内在无意识记忆中，而在成年后的生命过程中显示出征兆。www.kanxdy.com 从小说到电影，方登继父王德清这个人物改编是比较大的。最大的变化是他由小说中的“慈父+兽父”形象变成电影中的“慈父”形象。在小说中，王德清的形象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作为方登的养父，多年来倾注满腔爱心、毫不懈怠地抚养方登，够得上一个称职的“慈父”。但是后来，因为生活孤寂，在没有两性生活的情况下，他对方登进行性侵犯，“慈父”形象一跃变成“兽父”形象。而在电影中，冯小刚删掉了王德清对方登进行性侵犯这一情节，对小说中复杂多面的王德清进行“提纯”，最终成为电影中一个纯粹的“慈父”形象。冯小刚的改编自有他的苦心和策略，但是人物形象塑造效果来说，小说中的王德清无疑是成功的，他是一个“圆形人物”。事实上，人性的内涵不是由单一性格质素构建而成，而往往是由相反相对的两极或多极质素有机组合而成的综合体，善良和凶恶、崇高和卑劣、美丽与丑陋等人性侧面有时不可思议地同时结合在一个人身上，体现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多维性，所以，刘再复先生提出著名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而电影中的王德清是一个“扁形人物”形象，内涵单一，性格是静止的，缺少变化。他虽然是一个成功的“好父亲”，但不是一个成功的“文学形象”，关于这个人物形象的评价，张翎说过：“小说里的这个人物，我不愿意别人单从一个层次评价他„„我希望大家看他的时候，能看到他身上洋葱皮一样复杂多层的面，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www.xdmov.com 从小说到电影，主角发生变化。小说中的主角是方登，而电影中却变为元妮。在小说中，张翎采取“蒙太奇”的结构手法，以加拿大多伦多、唐山和上海为故事发生地点，以方登的回忆和生命过程为主线，串起其他人物的“珠子”，以表现灾难给生命个体带来的“疼痛”为主题，来结构整个故事。在电影中，冯小刚把主题改变为“温暖”，就不能按照小说的思路展开，于是他弱化方登这条线，把小说中原来处于次要线索的元妮拉出来，成为主线，表现她重建家园的努力，通过种种细节表现她的坚韧、顽强、勇敢、乐观、旷达、知命、慈爱、奉献、知恩图报等精神，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传统美德。电影中有一个细节，丧夫后的元妮，平时得到单身的修钟表师傅的关心和照顾，有一次，修钟表师傅向她求爱，要她嫁给他。元妮对他很有好感，可是拒绝了他。她说，她是她的男人用命换来的。哪个男人能像他那样把命给她？以命谢命，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知恩图报、重情重义的意识，这是人性中最美好、最动人的东西。www.youngdy.com 二 冯小刚为什么作如此改编？其背后体现了怎样的苦心和策略?事实上，冯小刚在改编之前，一定会考虑到中国观众的口味和需要，因为观众意味着票房收入和商业利润。所以，他的电影必须照顾和迎合以市民为主体的普通老百姓的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中国老百姓血管里流淌的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血液，其价值体系、伦理规范、道德诉求、审美方式无不与传统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面对天灾，张翎告诉读者，这种天灾引发的“疼痛”不可疗治，“苦难可以把人彻底打翻在地，永无可能重新站立”，而冯小刚却认为凭借亲情就可以疗治“疼痛”，苦难可以征服，人跌倒可以再爬起。冯小刚是深谙中国人心理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船到桥头自会直”，“天无绝人之路”，要坚忍顽强、乐观知命，“好人终有好报”，以“孝悌亲亲”、自我牺牲、无私奉献为特征的亲情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能战胜一切困难。因此，冯小刚在电影中的一切改编，无不为这一思想观念和价值倾向所左右。冯小刚将小说重心转移，将方登的“不治之痛”的故事易为元妮“顽强生存”的故事，也将方登形象色调由小说中的阴暗变为电影中的光明，她似乎没有小说中那么多的“疼痛”和“绝望”，而是重新找到了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就是对王德清的改编，也隐约体现了这一观念和价值，冯小刚不愿意损害或颠覆传统文化中的“父亲”形象，“父亲”在传统文化体系中是高大的、庄严的、正直的、令人尊敬的、没有道德瑕疵的，特别在冯小刚刻意营造的以“温暖”为基调的电影主题中，他不愿意出现一个不和谐的人物，让王德清的“兽性”的一面破坏整个传统文化伦理秩序中“温情脉脉”的整体氛围。冯小刚其实也考虑到观众对王德清形象的期待心理，在那样一个灾难后重建家园的过程中，传统文化浸染下的中国老百姓也不希望王德清以一个“兽父”的形象出现。另外，电影结尾部分，元妮一家团聚，孙子和外孙绕膝，三代同堂，子女各自生活幸福，事业发达。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文艺中“大团圆”的结局。中国老百姓不喜欢悲剧，喜欢喜剧，偏好“大团圆”的结局，所以，中国文学中少悲剧，多“大团圆”式的喜剧。鲁迅曾说到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的模式：先是“私订终身”，然后中间有了种种困难和阻挠，最后必然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因为“中国人凡事都要‘团圆’”。 冯小刚改编电影之际，正值中国“汶川大地震”发生不久，而电影中也直接表现了“汶川大地震”的场面。冯小刚不可能不对“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进行思考,他的电影一定程度上也是配合“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家园的需要，既然有此目的，他就不能强调“疼痛”和“绝望”，而要凸显“温暖”和“希望”，告诉中国人困难是可以战胜的。这种立场，不但中国老百姓需要，也契合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受到官方的欢迎。张翎其实也洞察到冯小刚这种改编策略，她这样评价冯小刚：“他可以驾驭各类题材，特别接地气，能触摸得到老百姓的心灵脉搏。”所谓“触摸得到老百姓的心灵脉搏”也即是洞悉老百姓文化心理、知晓老百姓心灵需要之意。 冯小刚如此改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票房收入，因为他迎合了中国老百姓的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老百姓就买账，利润随之滚滚而来，所以，他的改编说到底是一个商业行为，笔者如此说并没有冤枉冯小刚，例如，他的电影中植入了中国人寿保险、剑南春白酒等广告，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5fe508f94693daef5ef73d5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