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生命史访谈问题 在近代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百年历程中，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与中国现代化道路一样，既充满生机，又命运多舛。一方面，中国社会学的萌生本身就是这个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的表征之一，在1949年前和1979年后，这一学科都因急速的社会变迁获得了勃兴的动力；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这一学科天生的激进与保守的双重性质，社会学在1949年前不被看好，1949年后同样不受待见。在1949年革命胜利后的近30年间，原本总体上与中国革命勠力同心的社会学，便因“这一学科的固有性格与那一时代的社会性质之间的内在冲突”，而被取消达30年之久。 改革开放后，有鉴于中国社会快速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需要，社会学得以恢复和重建，并在此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本文的主题来说，在这翻天覆地的40多年里，伴随这场现代转型成长起来并且参与其间的社会学家们，无论是他们的生命历程，还是问题意识或学术实践，都深受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影响，并最终深嵌到这一伟大进程之中。 从近代以来越来越制度化的学术发展历程来看，学者与学科一直处在一种互为傍依的关系之中：一方面，学者因学科而生，比如，若没有社会学或历史学，尽管不会影响人们对社会或历史的兴趣，但也不会有以此谋生的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了一代代以社会或历史研究为志业的学者，社会学或历史学才得以不断发展，并实现相应的知识生产及应用实践。 书写某一学科的发展历史时，人们常常都会关注学科的起源、概念的演进、理论的建构乃至其所产生的学术及社会影响，但往往会忽视学者的个人生涯尤其是由时代锻造的个人生命史在学科发展中的隐性含义。从相近学科的角度来看，在以往有关社会学或人类学学科历史的讨论中，不同学者或从自己的兴趣出发，或依建构理论体系的需要，再或因手中资料的限制，常常以不同的途径作为自己的叙述基础。英格尔斯曾将这类研究归纳为三大类：（1）历史的途径，即我们力求通过对经典的社会学著作的研究，去发现作为一门知识学科的社会学的传统关注点和兴趣是什么。简言之，我们会问，“大师们说了什么”？（2）经验的途径，即通过研究当代的社会学著作去发现这门学科最关心什么主题。换言之，“当代的社会学家们在干什么”？（3）分析的途径，即我们可以据此任意地划分或界定某些大的主题，并将此置于不同的学科领域之中。这种途径实际上是问，“理性的建议是什么”？杰瑞·萨基则认为，从上述三种角度或途径出发，社会学史研究者其实可以获得三种类型的社会学史：“首先，社会学史家可以去追溯我们研究的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认知活动的发展过程。……其次，社会学史家可以研究社会学问题的发展过程，而不必去计较那些研究者。……再次，社会学史家可以关注有关调查社会事实的科学方法的发展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英格尔斯和萨基都聪敏地意识到，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社会学史，都会使我们在获得某一向度上的纵深感的同时，失去对其他向度的深入洞悉，但他们最终没有摆脱此种“跷跷板”式的祸福“宿命”。换言之，当他们作出迄今仍然令后辈学者称颂的学科叙述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都忽视了为社会学知识增量作出贡献的一个个具体研究者的生命历程。在他们的分析中，很少述及社会学家的家庭背景、教育经历、职业生涯、所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过程，甚至也很少述及研究者本人的心路历程，对他们的知识构成及学术贡献的影响。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就能够理解刘易斯·科塞的以社会学家个人生命史为叙述轴心的《社会学思想名家》，为何会赢得包括罗伯特·默顿在内的学术共同体的称颂：“通过考察他们各自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生活与工作期间的环境对他们的思想特质和内容的影响，刘易斯·科塞教授替大师们完成了他们自己的未竟之事，‘帮助我们赢得并占有了社会学思想的遗产’。” 其实，与单纯的学术发展史相比，学者的生命史常常恰到好处地填补了一门学科的宏观叙事中的“历史缝隙”，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人物及其个人生命史为中心的叙事方式，日渐成为学科史研究中较为流行的书写方式。曾以人类学为例，仔细梳理过西方学界在学者与学科之间所做的更为复杂的互嵌关系的探讨。其中，有这样几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1973年，亚当·库伯（Adam Kuper）在《人类学与人类学家》中，分别描述了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艾德蒙·利奇，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活动与学术观点，讨论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理论范式的更迭，以及学科与帝国殖民历史的关系。再比如，为中国社会学界所熟悉的戴维·阿古什（David Arkush）的《费孝通传》（1976），是侧重人物描写的社会学史的典范性作品，作者借由对费孝通个人生命史的讲述，串联起了到20世纪50年代初戛然而止的中国社会学。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01a3d231db91a37f111f18583d049649b660ef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