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院的答复 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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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院的答复 陈寅恪未刊稿钩沉 摘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２月） ------------------------------------------------------------- 【对科学院的答复】⑴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⑵。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⑶。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ＣＣ）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⑷。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⑸。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⑹，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⑺，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⑻。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老猫谨注】 ⑴１９５３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及尹达等人组成。毛泽东亲自指定陈伯达担任主任。同年１０月，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创办刊物《历史研究》，并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拟由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分别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及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１１月中旬，陈的学生，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汪签［“钱”代“佥”］南下广州请陈寅恪北上。陈与汪对话的最终结果，便是１２月１日由汪记录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首次将此文公诸于世。 ⑵王国维纪念碑：《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见《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文集之三，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其中“与天壤而同久”《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误作“与天壤而日久”。 ⑶立碑时间：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民国十八年已巳（一九二九），先生四十岁。研究院同学为静安先生树立纪念碑于校园内工字厅东偏，乞先生为《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文中论思想自由之真谛。”此碑由陈寅恪撰文，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碑式。末署“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三日二周年忌日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敬立”字样。 ⑷资本论原文：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宣统三年辛亥（一九一一年），先生二十二岁。在德国柏林大学。春，游挪威，有诗纪之。秋，至瑞士。入瑞士苏黎士大学。” ⑸王国维诗：《寒柳堂集》（陈寅恪文集之一）载“寅恪先生诗存”，其中《挽王静安先生》云：“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甲子岁冯兵逼宫，柯罗王约同死而不果。戊辰冯部将韩复榘兵至燕郊，故先生遗书谓‘义无再辱’，意即指此。遂践约自沉于昆明湖，而柯罗则未死。余诗‘越甲未应公独耻’者盖指此。王维老将行‘耻令越甲鸣吾君’，此句所本。事见刘向《说苑》）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乾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又有《王观堂先生挽词》，文长不录。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民国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先生三十八岁。……夏五月初三日，研究院导师王静安先生自沉于颐和园排云殿前昆明湖中，终年五十一岁。按赵万里所编静安先生年谱云：‘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更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五月初二日夜，阅试卷（指考新生试卷）毕，草遗书怀之，是夜熟眠如常，盥洗饮食赴研究院视事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饼五枚，独行出校门，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枝，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时正巳正也。’……王先生逝世后，先生作七律一首挽之。继又作《王观堂先生挽词》。前冠长序，言王先生所以死之故。诗则仿王先生《颐和园词》，述清季掌故，致深切悼念之忱。两诗均见《寅恪先生诗存》。又有挽联云：‘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⑹“四堂”：王观堂（国维）、罗雪堂（振玉）、董彦堂（作宾）、郭沫若（鼎堂）。 ⑺韩愈、段文昌：韩愈撰《平淮西碑》事，见《旧唐书》本传：“元和十二年八月，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请愈为行军司马，仍赐金紫。淮、蔡平，十二月随度还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诏愈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李［朔↑心↓］功第一，［朔↑心↓］不平之。［朔↑心↓］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愈文。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⑻李商隐诗：清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一《韩碑》：“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轩与羲。誓将上雪列圣耻，坐法宫中朝四夷。淮西有贼五十载，封狼生［豸区］［豸区］生罴。不据山河据平地，长戈利矛日可麾。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腰悬相印作都统，阴风惨澹天王旗。［朔↑心↓］武古通作牙爪，仪曹外郎载笔随。行军司马智且勇，十四万众犹虎貔。入蔡缚贼献太庙，功无与让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画臣能为。古者世称大手笔，此事不系於职司。当仁自古有不让，言讫屡颔天子颐。公退斋戒坐小阁，濡染大笔何淋漓。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文成破体书在纸，清晨再拜铺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圣功书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手，负以灵鳌蟠以螭。句奇语重喻者少，谗之天子言其私。长绳百尺拽碑倒，粗沙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辞。呜呼圣皇及圣相，相与［火亘］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后，曷与三五相攀追。愿书万本诵万过，口角流沫右手胝。传之七十有二代，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 【苏小和补】 这封信是关于中国科学院邀请陈寅恪担任一所所长一职的答复。195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准备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这三个所以及所长的名单为，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长郭沫若，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 与陈寅恪不同的是，郭沫若和范文澜当时是激动的到任。后来我们看到，郭成了文化的笑柄，范文澜的历史研究到今天已经没有价值，只有未到任的陈寅恪到死都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气节。 问题是，陈寅恪对气节的坚持，是有代价的。首先是他一直蜗居在广州，这段人生中最后的时光，陈以一种彻底龟缩的状态，守着自己的心灵慢慢过完。全国一片斗争之声，他的学术工作也只能彻底收缩，陈晚年缺少系统成果，就是这种收缩的显然证明。 让人不愿意面对的另一个事实是，陈寅恪的死亡细节也成为他主动留守大陆的代价。梁宗岱的夫人在《宗岱和我》一书中记载：“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颤颤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一代大师如此卑微、屈辱的离开人间，让人唏嘘。如果当初他接受国民党的邀请去台湾，或者移居香港，我想大师的死亡仪式应该是能保持起码的尊严的。 相比之下，其他同时代的一些学者，由于时间和地点的原因，就有尊严得多。傅斯年是在1950年12月20日因突发脑溢血死在演讲台上的，虽然年仅54岁，但由于当时意识形态灾难还没有全面兴起，他也算是享受了哀荣。胡适死在1962年6月24日，当时他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一次酒会上，心脏病突然发作，就此离开人间，国民党给予了胡适极高的葬礼待遇。 如此看来，即使如陈寅恪这样的大师，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也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今天我们的学术环境，表面上似乎花团锦簇，其实比大师当年好不了多少，所以，在人生重大决定上，我们还是视野宽阔，小心谨慎的好。（文/苏小和）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0f0a4778e9951e79b8927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