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院的答复 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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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的答复

陈寅恪未刊稿钩沉

摘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出版社1995年12月) ------------------------------------------------------------- 【对科学院的答复】⑴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⑵。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⑶。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⑷。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⑸。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⑹,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⑺,如果有人再做诗,


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⑻。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老猫谨注】

⑴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及尹达等人组成。毛泽东亲自指定陈伯达担任主任。同年10月,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创办刊物《历史研究》,并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拟由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分别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及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11月中旬,陈的学生,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汪签[“钱”代“佥”]南下广州请陈寅恪北上。陈与汪对话的最终结果,便是12月1日由汪记录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首次将此文公诸于世。 ⑵王国维纪念碑:《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见《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文集之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其中“与天壤而同久”《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误作“与天壤而日久” ⑶立碑时间: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民国十八年已巳(一九二九),先生四十岁。研究院同学为静安先生树立纪念碑于校园内工字厅东偏,乞先生为《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文中论思想自由之真谛。”此碑由陈寅恪撰文,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碑式。末署“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三日二周年忌日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敬立”字样。 ⑷资本论原文: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宣统三年辛亥(一九一一年),先生二十二岁。在德国柏林大学。春,游挪威,有诗纪之。秋,至瑞士。入瑞士苏黎士大学。 ⑸王国维诗:《寒柳堂集》(陈寅恪文集之一)载“寅恪先生诗存”,其中《挽王静安先生》云:“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甲子岁冯兵逼宫,柯罗王约同死而不果。戊辰冯部将韩复榘兵至燕郊,故先生遗书谓‘义无再辱’,意即指此。遂践约自沉于昆明湖,而柯罗则未死。余诗‘越甲未应公独耻’者盖指此。王维老将行‘耻令越甲鸣吾君’,此句所本。事见刘向《说苑》)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乾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又有《王观堂先生挽词》,文长不录。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民国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先生三十八岁。……夏五月初三日,研究院导师王静安先生自沉于颐和园排云殿前昆明湖中,终年五十一岁。按赵万里所编静安先生年谱云:‘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更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五月初二日夜,阅试卷(指考新生试卷)毕,草遗书怀之,是夜熟眠如常,盥洗饮食赴研究院视事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饼五枚,独行出校门,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枝,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时正巳正也。’……王先生逝世后,先生作七律一首挽之。继又作《王观堂先生挽词》。前冠长序,言王先生所以死之故。诗则仿王先生《颐和园词》述清季掌故,致深切悼念之忱。两诗均见《寅恪先生诗存》。又有挽联云:‘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⑹“四堂”:王观堂(国维)、罗雪堂(振玉)、董彦堂(作宾)、郭沫若(鼎堂) ⑺韩愈、段文昌:韩愈撰《平淮西碑》事,见《旧唐书》本传:“元和十二年八月,


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请愈为行军司马,仍赐金紫。淮、蔡平,十二月随度还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诏愈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李[朔↑心↓]功第一,[朔↑心↓]不平之。[朔↑心↓]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愈文。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⑻李商隐诗:清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一《韩碑》“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轩与羲。誓将上雪列圣耻,坐法宫中朝四夷。淮西有贼五十载,封狼生[豸区][豸区]生罴。不据山河据平地,长戈利矛日可麾。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腰悬相印作都统,阴风惨澹天王旗。[朔↑心↓]武古通作牙爪,仪曹外郎载笔随。行军司马智且勇,十四万众犹虎貔。入蔡缚贼献太庙,功无与让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画臣能为。古者世称大手笔,此事不系於职司。当仁自古有不让,言讫屡颔天子颐。公退斋戒坐小阁,濡染大笔何淋漓。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文成破体书在纸,清晨再拜铺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圣功书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手,负以灵鳌蟠以螭。句奇语重喻者少,谗之天子言其私。长绳百尺拽碑倒,粗沙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辞。呜呼圣皇及圣相,相与[火亘]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后,曷与三五相攀追。愿书万本诵万过,口角流沫右手胝。传之七十有二代,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

【苏小和补】

这封信是关于中国科学院邀请陈寅恪担任一所所长一职的答复。195310月中国科学院准备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这三个所以及所长的名单为,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长郭沫若,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

与陈寅恪不同的是,郭沫若和范文澜当时是激动的到任。后来我们看到,郭成了文化的笑柄,范文澜的历史研究到今天已经没有价值,只有未到任的陈寅恪到死都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气节。

问题是,陈寅恪对气节的坚持,是有代价的。首先是他一直蜗居在广州,这段人生中最后的时光,陈以一种彻底龟缩的状态,守着自己的心灵慢慢过完。全国一片斗争之声,他的学术工作也只能彻底收缩,陈晚年缺少系统成果,就是这种收缩的显然证明。

让人不愿意面对的另一个事实是,陈寅恪的死亡细节也成为他主动留守大陆的代价。梁宗岱的夫人在《宗岱和我》一书中记载:“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颤颤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一代大师如此卑微、屈辱的离开人间,让人唏嘘。如果当初他接受国民党的邀请去台湾,或者移居香港,我想大师的死亡仪式应该是能保持起码的尊严的。

相比之下,其他同时代的一些学者,由于时间和地点的原因,就有尊严得多。傅斯年是在19501220日因突发脑溢血死在演讲台上的,虽然年仅54岁,但由于当时意识形态灾难还没有全面兴起,他也算是享受了哀荣。胡适死在1962624日,当时他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一次酒会上,心脏病突然发作,就此离开人间,国民党给予了胡适极高的葬礼待遇。

如此看来,即使如陈寅恪这样的大师,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也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今天我们的学术环境,表面上似乎花团锦簇,其实比大师当年好不了多少,所以,在人生重大决定上,我们还是视野宽阔,小心谨慎的好。(文/苏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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